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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历史化”或“回到历史”的研究路径之外，在美学领域还有另一种对传统哲学美学以及与之伴随的审美诗学具有颠覆性的口号：回到体验。美国学者林赛·沃特斯上个世纪末曾经在北京大学讲学，2000年其讲稿以《美学权威主义批判》的书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谈到这本书的主旨时说：“本书的主旨就在于试图揭示出西方20世纪批评和理论上的另一种历史。这一历史的特征就是：在长期的压抑之后，感受和体验逐渐获得新生。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认为有必要在美学领域发动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愉悦和狂喜，情感和感受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从而把文学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奴隶还是脱离意识形态的这个长期纠缠着人的问题搁置在一边。”[4]从现代美学史的发展演变来看，这无疑是有根据的说法。远的我们可以举出狄尔泰为例，他早在20世纪初期的《体验与文学》中就已经特别强调体验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了。中期可以举出苏珊·桑塔格为例，她60年代初期的《反对阐释》一书同样反对用抽象的概念与逻辑来阐释文学艺术，对感觉与体验在艺术批评中的意义尤为关注。近的可以举出哈罗德·布鲁姆为例，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的《西方正典》中对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提出了尖锐批评，也同样强调了个人审美体验的重要性。这种可以称为“体验诗学”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倾向，现在依然势头强劲，对以追问文学的“审美本质”或其他审美经验的普遍性为目的的“审美诗学”构成了有力冲击。 审美诗学把文学艺术和审美打造成一个纯洁空灵的精神家园，赋予其某种特权，使之可以高居于各种精神文化门类之上，远离世俗，不带丝毫人间烟火之气。针对这一现象，当代批评家也给予了颠覆性批评。这方面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为代表。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是以政治批评著称的，他不仅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政治批评，而且认为20世纪的各种批评流派本质上都是政治批评。因此在他的批评视野中，无论怎样的文学现象，包括各种关于文学的或审美的观念，无不带着鲜明的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就对文艺的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的强调这一点来说，他似乎比当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美学”，他指出： 诞生于18世纪的陌生而全新的美学话语并不是对政治权威的挑战；但它可以解读为专制主义统治内在的意识形态困境的预兆。为了自身的目的，这种统治需要考虑“感性的”(sensible)生活，因为不了解这点，什么统治也不可能是安稳的……理性必须找到直接深入感觉世界的方式，但理性这样做时又必须不危及自身的绝对力量。[5] 伊格尔顿认为美学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都有赖于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18世纪后期在德国产生的“职业文化阶层”，他们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这个阶层骨子里虽然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但是对政治权威却又极端尊敬。“康德便可作为一个例证，他既是勇敢的启蒙思想家，又是个普鲁士王国的驯服的臣民。”[6]在这种矛盾的精神世界中他们创造了辉煌的，但也充满矛盾的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这种矛盾使得德国这一“职业文化阶层”没有勇气走上街头和广场，而是把全副精神用于思想领域。因此马克思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康德的哲学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7]。这就意味着，美学虽然不是对当时政治权威的挑战，但它却是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显现。“审美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其政治理想的通用模式，例证了自律和自我决定的新形式，改善了法律和欲望、道德和知识之间的关系，重建了个体和总体之间的关系，在风俗、情感和同情的基础上调整了各种社会关系。”[8]因此对于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来说，审美就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这个阶级经过长期努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为了巩固这些胜利，他们还必须把“权力的结构”转变为“情感的结构”，而审美恰恰就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媒介。在谈到康德美学中的“共通感”这一概念时，伊格尔顿指出： 为了把自己确立为真正带有普遍性的阶级，资产阶级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按照少数破旧不堪的格言去行事：其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必须既证明理性的普遍形式，又证明情感性直觉的无可置疑的内容。[9] 这样一来，康德所极力证明“无功利性”的、“无目的合目的性”的审美，或鉴赏判断也就带上了鲜明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色彩。由于“从某个角度来看，审美等于意识形态”[10]，那种试图把审美打造成象牙之塔或“人类精神家园”，从而赋予其永恒性、神圣性的努力就显得浅薄而幼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