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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乾嘉时期是清代多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主流古典诗学的一些观念深入到了蒙古诗人的心中，得到推广，形成蒙汉诗人创作的互动。蒙古汉诗创作和诗学理论的阐发比较集中，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堪称上乘。蒙古在蒙汉交融视域下对乾嘉诗坛演进所做的贡献，改变了汉民族士人对少数民族汉文创作水平低下的认知，刺激了坊间编纂、评析蒙古诗学的风潮，进一步激发了中华多民族文学认同。 关 键 词：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中华文学史/多民族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研究”(项目编号：14BZW1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米彦青，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清室初起兵时，蒙古首先归附，清室利用其武力与明对抗。中叶以后，准噶尔崛起，清廷利用蒙古赛音诺颜部之武力击退准噶尔，因此清廷极力优待蒙古。有清一代，计有皇后四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一人，妃七人，侧妃、庶妃各一人出自蒙古①，清室公主、郡主也多嫁于蒙古人者。故有“清皇室实爱新觉罗氏与博尔济吉特氏之合组体”②之说。清室以满洲入主中原，立国之初，就设八旗官学，让八旗子弟学习满汉书，而八旗亦在全国驻防。京师八旗及各省驻防八旗与汉人杂居，日久习于汉俗。满蒙汉交融在清代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蒙汉文化交融，元明清以来日益深入，蒙汉文学的交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学的内容。蒙古作家使用汉文创作最早始于元代的伯颜，至清末的贡桑诺尔布，计有三百余人。汉族作家从元代至清末，约有七百余人创作了表现蒙汉文学交融的作品。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集大成的时期，作为文学主体的诗歌在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蒙古文学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清一代从事汉诗创作的蒙古诗人四十多人，有诗集行世者三十多人，创作时间从顺治间到清末绵延不绝。乾嘉时期有诗集传世者计有梦麟、博明、法式善、和瑛、松筠，虽然人数不多，但诗歌创作数量、题材、体式、写作技巧、在诗坛的影响力、诗集纂刻、诗歌理论主张等都是后世无法比拟的，因此，选择此期蒙古汉语诗歌创作分析作为蒙汉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演进的突破口便具有代表性的意义。进而言之，本论题具有共时性个案分析的用意，但若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互融的视域中，则对清代中华文学研究可进行深入反思。 一 乾嘉时期蒙汉文学交融基本状况 乾隆认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③因此，乾隆在位六十年，每年分春秋两次命大臣祭祀历代帝王庙，而自己也在乾隆九年(1744)二月、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乾隆四十八年(1783)三月、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月④亲祀。其中，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以重修工成亲诣行礼，并制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制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中有言“夫历代者，自开辟以来君王者之通称。……我皇祖谓非无道亡国被弑之君皆宜入庙者。”⑤“历代帝王庙”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路北。明嘉靖十年(1531年)始建，原址为保安寺。明嘉靖九年(1530)改建，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议修，雍正七年(1729)重修。是明清两代皇帝崇祀历朝开业帝王和开国功臣的场所。乾隆几经调整，最后将祭祀的帝王由三皇开始确定为188位。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二日，高宗颁谕，命廷臣更议历代帝王庙祀典，提出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⑥的说法，由此，清朝以历代帝王为自己祭祀对象的行为，进一步强化了清入关后就确定的“大一统”观念。乾隆的政治理念风行天下，对于乾嘉诗坛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北方民族而言，乾嘉时期的满蒙汉文学话语融通之状貌尤为突出。满蒙文人积极地投入到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学创作和古代文论的理论建构之中。在这样的语境中，乾嘉时期的蒙古诗歌创作观念、诗歌创作题材、诗歌创作体式以及诗学理念皆与乾嘉诗坛的诗学立场、表现方式互通互融。 文人雅集是蒙汉文人诗语融通的主要方式。乾嘉间的蒙古诗人中，法式善(1753-1813)以其在馆阁之中最久而广交天下文士。翻检其诗集，对于文人间交游，有着详细的记载。即以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例，早春微寒之时，翰林院庶吉士秦潮邀约法式善、吉善、邹雨泰、图敏、图钦诸人小聚，嗣后法式善赋诗纪念⑦。四月九日，在京城风尘雾霾数日之后，终于迎来一场清新小雨，法式善应曹锡龄之邀，陪翁方纲和王宗诚诗酒小聚、泛舟春水，写下《四月九日，曹定轩侍御邀陪翁覃溪先生及王莲府编修泛舟二闸》(《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6)诗歌。不久，芍药花开，法式善又应英和之邀，与翰林院同事王正亭、谢振定、萧大经前往丰台赏花。花香鸟影、诗酒流连，友朋间的欢愉令不善饮的法式善也微醺沉醉(《煦斋公子招同王正亭侍讲谢乡泉编修萧云巢学博丰台看芍药》，《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六月三日，夏令时节最美的荷花盛放，法式善邀请老友谢振定、萧大经、英和在曙光初露的清晨来他居住的海淀观赏荷花，感受夏日清晨长河的风动水碧莲香，嗣后，《六月三日邀芗泉、云巢、煦斋长河晓行看荷花遂至极乐寺》以210字的一首排律描述了晨光美景中的诗友欢会(《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这年的八月二十三日，法式善又邀丁荣祚、方炜、许兆椿、颜崇沩、吴鼎雯、程炎、郭在逵、初彭龄由长河至极乐寺茶话，并赋《中秋后七日，邀同丁蔚冈、方碧岑、许秋岩、颜酌山、吴朴园、程东冶、初颐园、郭谦斋由长河至极乐寺茗话》(《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2)。除了这样赏玩遣兴、诗歌记述之外，同僚联床夜话也是文人间常见情景，《澄怀园与汪云壑修撰程兰翘编修夜话》(《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2)一诗记载了是年的一个秋夜，法式善和汪如洋、程昌期在词臣寓所澄怀园夜谈的佳话。法式善是乾嘉诗坛演进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登进士第后，三入翰林，一擢祭酒，再陟宫坊，皆官至四品即左迁。政治上的失意是文坛之幸，他生平以诗文为性命，主持坛坫者三十年，将毕生精力投入对乾嘉诗坛诗人诗作的编纂揄扬中。“士有一艺之长，莫不被其奖进。”⑧“虽鸿才硕彦，务得片言赏识，便足增价。于单寒之士，尤加意怜恤。”⑨在乾嘉诗坛上，法式善就是文学传播者。他家居净业湖畔，家藏万卷，多世所罕见者，好吟小诗，颇多逸趣。家筑诗龛三间，凡所投赠诗句，皆悬龛中。对文学士子，即或尚未成名者，他都能礼贤下士。以数年之力编众人诗《湖海诗录》六十余卷。对此，时人铭记于心，“梧门先生法式善风流宏奖，一时有龙门之目，己卯岁余应京兆试，先生为大司成，未试前余避嫌未及晋谒，先生已知其姓名，监中试毕，呼驺访余于金司寇邸第，所以勖励期待之者甚厚。下第出都，犹拳拳执手，望其再蹋省门。”⑩有时，法式善也会向同人主动索诗，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听松庐诗话》载：“时帆先生索余诗，欲选入《诗龛及见录》，余方欲改定数十篇，觅人写正与之，会偕友南旋，匆促未果。后因便寄去一帙，未及闻先生归道山，令嗣亦下世，所寄诗不知入目否?”(11)在法式善的努力经营下，诗龛成为乾嘉诗坛多民族诗人创作汇集之处。诗作汇编是有意识的保存诗歌创作之举，而参与创作可以更直观地介入诗歌的律动。乾嘉诗坛诗人与法式善有诗唱和者492人(12)，人数众多，数量众多，举凡略有名于当时者，无不在其诗集中留下刻痕。法式善与汉民族诗人百龄(菊溪)、满洲诗人铁保(冶亭)曾并称三才子，彼此间诗文唱和很多，法式善曾写下《次菊溪编修韵》(《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雪后冶亭侍郎招同菊溪侍御芝岩编修暨阆峯阁学集石经堂和冶亭韵即效其体》(《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2)等诗歌，无论赏景、忆旧、探病，或只是小酌，举凡日常生活之情境皆在他们的唱和诗中可寻，而这些诗作也是惺惺相惜之情感记录。吴锡麟(谷人)是法式善的同事，二人同为国子监祭酒，交往中无任何民族界限，可称一生挚友。法式善委托吴锡麟审定自己的诗集、文集，并且写序。在吴锡麟告假南归后也时时以诗代简，殷勤致意，两人唱和作品多达近三十首。乾嘉诗坛领袖与法式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式善从翁方纲游十数年，并先后任职于《四库全书》馆。和袁枚没有见过面，但两人书信往来非常密切，对彼此的诗歌创作也多有品评。(13)不过，兼有诗人和学者双重身份的法式善，并不因为熟悉翁方纲的重视创作主体的学问修养的“肌理说”而在诗作中卖弄学问，对袁枚的“性灵说”也是求同存异，认为既要重视创作主体的性情，也不能随心所欲。 梦麟(1728-1758)是乾隆初年的蒙古诗人，在政事之余勤于创作，并有不俗的成就。他给江南汉人文士的赠诗，是他超越民族界限揄扬拔擢后起之秀的记录。王昶(琴德)是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官至刑部侍郎，年长梦麟三岁，然而却是梦麟典试江南时的门生(14)，梦麟与王昶亦师亦友，梦麟曾作《古诗四章喜王勤德过》赠与王昶，诗中有“愿折珊瑚枝，持谢知音难”(15)之语，从中可以看出梦麟视王昶如知己，并勉励其“努力祟明德”。在《长歌赠陈生宗达》诗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愿：“轶尘孤往奋仙翮，近今豪杰王与桑。来殷凤喈迄琴德，盘拿变灭龙腾骧。”诗后自注：王即芥子(王太岳)，桑即弢甫(桑调元)，来殷即曹仁虎，凤喈即王鸣盛，琴德即王昶。诗中表现出对这些后辈的极力赞许和期待。对于梦麟的悉心栽培，王昶感言：“先生尝作古诗四章赠与，其推许如此，而白首无成，良自愧尔。”(16)昶八十高龄辑刻《湖海诗传》，卷十收录梦麟诗歌46首，以怀人思旧。王昶极为推尊梦麟的诗歌创作，“先生乐府力追汉魏，五言古诗则取盛唐，七言古诗于李、杜、韩、苏无不有仿，无所不工。”(17)事实上，王昶的诗风也大体如此，如袁枚所言：“王兰泉方伯诗，多清微平远之音。拟古乐府及初唐人体，最擅长。”(18)毫无疑问，这与二人平日间的相互交流密切相关。王昶与黄文莲(芳亭)等并称“吴中七子”。他曾推荐“吴中七子”中的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曹仁虎、赵文哲以及张策时(熙纯)、严冬友(长明)等人给梦麟，(19)梦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给予奖拔，士林对此称颂不已。“司空卓荦沉塞，苍劲雄浑。如蛟龙屈蟠，江河竞注。阮吾山云：‘沈宗伯以学胜，司空以才胜。’定论也。视学江苏，所赏拔如王西庄、钱竹汀、吴企晋、曹来殷、赵升之、张策时、严东有辈皆成大名。宜士林至今犹思之也。”(20)杨锺羲《雪桥诗话续集》又载：“文子司空校士金陵，赏上元涂逢豫文，欲偕之吴淞阅试卷，以母老辞，荐严冬有以自代。司空作三绝句怀之，有‘锦样六朝随水去，夕阳愁煞庾兰成。’”(21)梦麟怀涂逢豫的三绝句如今在梦麟诗集中已无从寻觅，但“锦样六朝随水去，夕阳愁煞庾兰成”的佳句却侥幸保存下来，梦麟爱才惜才可见一斑。梦麟还曾写有《独坐列岫亭怀吴企晋》(《大谷山堂集》卷5)、《古诗二章示王祖锡、张策时、赵损之兼寄曹来殷》(22)、《短歌行试院中秋与王芥子萨原庵饮酒作》(《梦喜堂诗》卷3)等诗篇，和门生后进或一起宴饮唱和，或同游共乐，或思远怀赠，梦麟还曾为《媕雅堂诗集》作序，序中对赵文哲的诗才大加赞赏。而这些人也不负梦麟所望，曹仁虎诗才横溢，“以文字受主知，声华冠都下，屡典文衡。”(《清史稿》卷485，列传272，第13381页)赵文哲“于文无所不工，尤以诗词明天下”(23)。钱大昕更以能诗名噪翰林院庶吉士馆，与纪昀有“南钱北纪”(24)之目。梦麟礼贤下士，而他奖拔的士人也对他多有感念，据王昶《户部侍郎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梦公神道碑》记载，梦麟的《大谷山堂集》六卷就是由吴泰来刊刻传世的。对于梦麟的艺术造诣，生前身后士人都多有品评。梦麟在“赢得孤寒啼泪多”(25)的短暂人生中以政事繁忙之余有可观的文学创作，时人认为他“清矫不凡”(26)，也不算谀辞。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小传后附以评语：“乐府宗汉人，五古宗三谢，七古宗杜韩，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必议其不醇也。近日台阁中无逾此者。倘天假以年，乌容量其所到。”(27)评语可谓实评，并无虚夸之辞。从评语可看出梦麟已经过世，作为盖棺定论的评价，既委婉地指出了诗作的渊源与不足，又说出梦麟诗作在当时台阁中无人能出其右的地位，并表示感叹和惋惜。在《大谷山堂集》序中则说：“先生具轶伦之才，贯穿百家，其胸次足以包罗众有，其笔力足以摧挫古今，而能前矩是趋，志高格正。”高度赞颂了梦麟的才学、胸襟和笔力、格调。法式善认为七言歌行这种诗歌体式非常适合“天才奇纵”(28)的梦麟。廖景文《罨画楼诗话》引《漫画居诗话》也说：“梦文子司空麟，诗如天马行空，不受羁靮，五七古尤为擅长。”(29)张维屏《听松庐诗话》则说：“午塘先生未弱冠而入词垣，未三十而跻入座，且屡掌文衡，进参枢务。而其为诗，五言则萧廖澄旷，七言多激楚苍凉，方处春华之时，已造秋实之境，盖得于天分，非人力所能与也。”(30)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七言激楚复悲凉，五字萧寥又老苍。朔气关云奇句在，敲残铁板唱斜阳。”(31)晚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则再次肯定了梦麟的成就“午塘年仅三十一而殁，其诗已足名家”。(32)梦麟跨越民族、等级的隔阂对汉人才士的奖拔，当时或后世多民族诗人对他的诗作的品评，在繁荣清代诗学的同时，也将不同民族间诗学观念中的碰撞、交流、吸纳、认同的轨迹和整体面貌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对于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乾嘉诗坛演进有着重要意义。 博明(1718-1788)少承家世旧闻，加以博学多识，精思强记。于经史、诗文、书画、艺术、马步射、翻译、图书源流，以及蒙古文、唐古忒文，均贯串娴习。他与翁方纲既是同乡，乾隆丁卯又同举乡试，壬申同中会试，同出桐城张树彤之门，又同选庶常，同授编修，同直起居注，同修《续文献通考》，同教习癸未科庶吉士，同官春坊中允。后来两人皆外放，翁方纲视学粤东，博明视察粤西。翁方纲寄诗给博明。博明去世时，翁方纲恰好出使江西，闻之不胜悲悼之情。(33)其后，博明的《西斋诗辑遗》刊行，翁方纲题诗二首云：“‘艺苑蜚声四十年，凄凉胜草拾南天。玉河桥水柯亭绿，多少琼瑶未得传。’‘香浓雪沍怆人琴，给事频年感旧心。留得梅菴诗话在，淮南烟月讯知音。’”(34)博明一生宦海颠簸，因在翰林最久，所以后人常称其为西斋洗马。他临终前将自己所著两种杂著托付老友邵楚帆(自昌)，十多年后，邵楚帆和广泰在嘉庆辛酉(1801)将该书刻于广陵节署。博明性情疏放，才华横溢，乾嘉诗坛许多文士对其赏爱有加。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进士戴璐熟知博明为人，曾云：“博晰斋明……博闻强识，于京圻掌故，氏族源流，尤能殚洽。老年颓放，布衫草笠，徙倚城东，醉辄题诗于僧舍酒楼。有叩其姓氏者，答云：‘八千里外曾观察，三十年前是翰林。’又云：‘一十五科前进士，八千里外旧监司。’性情可称洒脱。”(35)赵文哲曾赠诗博明，“天子重循吏，畴咨界大藩。粤西接滇南，军兴正纷繁。君乃得平调，万里移朱幡。”(《赠博晰斋观察即题水石清娱画卷》)(36)，王昶也极为推崇博明诗作，曾这样评价其才华：“使君才似萨天锡，曾向蓬瀛看画壁。朅来按部抵邪龙，十八溪流轰霹雳。”(37)博明也曾写下《和王兰泉赵璞庵见怀韵兼寄钱冲斋》(38)与朋友们酬唱。除了“吴中七子”中的几位，博明与乾隆朝的文士乐槐亭、苏汝谦、陈作梅等唱和诗也很多，郭则沄《十朝诗乘》和杨锺羲《雪桥诗话》都对博明的才华予以肯定。文士诗友超越民族、超越权力的诗作往往是见情见性之作，博明一生随性，保存下来并非完璧的诗集中酬唱之作最多，可见他的内心中对于文友间的话语融通是很看重的。 松筠(1754-1835)诗作散佚较多，目前在诗集中能看到写给满汉文士祁韵士、徐松、富俊、富伦泰等人的诗歌，但并不多。阿桂、长龄、明瑞、和珅则在边疆政务文牍中与松筠打过交道，松筠诗文中略略提及。祁韵士在戍伊犁期间受伊犁将军松筠之命，创纂《新疆识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等。徐松在遣戍伊犁期间，发现新疆版图数十年视同畿甸，而未有专书，于是详述有关新疆的建置、控扼、钱粮、兵籍等事成书，由松筠奏进，赐名《新疆识略》。松筠文友中，与其同民族同官边疆的和瑛无疑是他文学、政事交往最多的士人，和瑛现存诗集中有与松筠唱和的诗作17首，如《和松湘浦司空咏园中双鹤元韵》《对月怀湘浦制军》《端阳书怀寄前藏湘浦司空二首》(39)等等，不过，松筠残集中留下的与和瑛唱和的诗作很少。 和瑛(1741-1821)是一生勤于笔墨的封疆大吏，公事之暇，和朋友忙于酬唱。在他的现存诗作中，和他唱和最多的除了松筠，就是曾官四川总督的满洲正红旗人和琳，两人有《卫藏和声集》(40)，酬唱一百多首，和瑛还曾写有《前藏书事答和希斋五首》《送别和希斋制军之蜀十首》(《易简斋诗钞》卷1)，在这些诗作中追忆了两人情谊，并且对藏地和四川的风俗民情山川景色多有描述。蒙满文士的交游，因其同属北方民族、阶级身份大抵对等、共同秉持对汉文化的倾慕，故在诗歌唱和、情感交流中较少滞碍。吴俊(蠡涛)是和瑛的知交，常常写诗给和瑛，和瑛也写下《喜吟碧山房竹胜往年次吴蠡涛方伯韵》(《易简斋诗钞》卷1)等诗回赠友人。除此而外，与和瑛时相唱和的汉族诗人还有李世杰(云严)、孙士毅(补山)、王澍(恭寿)、沈琨(舫西)、颜检、吴慈鹤等，都是一时名士，江西士人吴兰雪还为和瑛诗集作序。和瑛一生喜好汉文化，于易学、经学都有深入研究(41)，除了与仕途中结交的友朋诗酒唱和，互相品评赏析文学创作之外，和瑛生前身后都不乏关于他的创作的评述。 在蒙古诗人们和乾嘉诗坛文士的互动中，我们可以清晰感知，他们的诗学观念、诗作语言、思维方式早已与儒家诗学立场融合无迹。诸如提倡温柔敦厚的诗学理念、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等。他们与汉民族诗人在创作中的思维方式也无所区分。俱是感悟灵妙，意境深远，葆有生命的律动。而当他们的诗集刊刻流传后，乾嘉文坛对他们的接受更加具体。梦麟的诗集，名曰《大谷山堂集》，现有八种刻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应为原刻本，刻于乾隆年间。原刻本无序跋文，共六卷，每卷首写有建业门人严长明编，卷后有门人青浦王昶上海张熙纯赵文哲嘉定曾仁虎同订、华县门人王鼎恭誊写字样。这些人也都是梦麟任职江南时拔擢的汉民族士子。《梦喜堂诗》是乾隆间六卷刻本，前有沈德潜序，吴门穆大展镌字样，每页10行19字，与《大谷山堂集》对读，《梦喜堂诗》存诗242首，分《石鼎集》《乙览集》《南行集》三卷，中有27首诗《大谷山堂集》无存，而《大谷山堂集》中又有87首《梦喜堂诗》无存。沈德潜的序文在概括性地对梦麟诗歌创作、诗学思想作出评价的同时，也可看出对于蒙古诗人使用非本民族文字创作的赞许及包容态度。博明的经史书画等的考订文字，皆收于笔记散文《凤城琐录》和《西斋偶得》中，而诗歌方面的成就则存于两部诗集《西斋诗辑遗》《西斋诗草》中。《西斋诗辑遗》三卷，由其外孙穆彰阿刊于嘉庆六年(1801)，北京大学藏《西斋诗草》抄本卷首次页有王昶题四首七绝。博明志耽风雅三十余年，所为诗绝不止于此。法式善曾说：“惜缣素零散，古刹墙壁间，尚有存者。余采《诗话》，载其壬午典试粤东咏古四诗，略见一斑而已。”(42)当《西斋诗辑遗》编成待梓时，翁方纲为之题有二首七绝，点明此辑遗乃凄凉胜草，其未得流传的佳篇正复良多的事实。法式善曾参与编纂武英殿分校《四库全书》，著有《存素堂诗初集》二十四卷、《存素堂诗二集》八卷、《存素堂诗稿》二卷、《存素堂试帖诗》一卷、《存素堂文集》四卷、《存素堂文续集》二卷、《梧门诗话》《陶庐杂录》《清秘述闻》等。目前国内可见的刊本都是萍乡王墉嘉庆十二年(1807)在湖北德安所刻。无论单行本还是合集本均有作者原序、同时期文人序跋(如袁枚序)，画像、赞等。和瑛一生创作颇丰，而且种类繁多。文学作品有《西藏赋》一部，《太庵诗稿》九卷、《泺源诗稿》(不分卷)、《易简斋诗钞》四卷，并编有诗歌总集《山庄秘课》。《太庵诗稿》亦作《太庵诗钞》，九卷，为自订稿本(43)。《泺源诗稿》是其所编《天山笔录》三部中之一(44)。《易简斋诗钞》四卷，清道光三年(1823)刻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双边单鱼尾白纸本，收诗576首。卷首有当时被尊为“浙西六家”之一的吴慈鹤撰于道光三年(1823)的一篇序文。同为边疆大吏，松筠著述种类也颇为繁富，但诗作较之和瑛少很多。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松筠丛书》，五种六卷，凡四册，系嘉庆道光间刻本。民国间北平文殿阁印行的国学文库本，又题作《镇抚事宜》，亦名《随缘载笔》，并注明为家刻本，刊于嘉庆二年(1797)至道光三年(1823)间。乾嘉诗坛的这五位诗人，法式善、和瑛都是自己安排诗集刊刻，并请与自己交好的汉人文士写序；博明、松筠的诗集是家族后人刊刻，由汉人文士题诗作序跋；梦麟壮年去世，由他拔擢的汉人士子精心刊刻并请当世名人作序。因此，在他们的诗集编纂、刊刻乃至传播中，蒙汉交融得到了集中体现。与汉民族诗人相比，乾嘉诗坛的蒙古诗人诗集不是精英文学，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却非常重要，相比诗歌创作的静态分析，诗集刊刻是动态流传，传播中关涉的政治与文学，文学与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更可彰显。蒙古诗人在蒙汉交融视域下对乾嘉诗坛演进所做的贡献，改变了汉民族士人的少数民族汉文创作水平低下的认知，刺激了坊间编纂、评析蒙古族诗学的风潮，进一步激发了诗坛中华多民族文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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