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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现代话语语言观与话语间性文本理论 英文的“discourse”一词，按照英美权威辞书的解释，其含义大致包括如下内容，“书面或口头交流或论争；口头或书面对某一主题的正式讨论；相互联系的系列语言表述”(28)，以及“观念的传播和交流、以书面和口语对某一主题的论述以及推理的能力”(29)。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文翻译有时也将其译为“论述”，因为其中包含了交流与对话，包含着主体的言说行为过程。“‘语言’是言语或书写，它们被客观地视作没有主体的符号链，‘话语’则被看作是表达(utterance)的语言，被认为涉及言说和书写的主体，所以至少有可能涉及读者或者听者。”(30)因此，一般认为“话语”是人类极为重要的表意方式，是主体积极参与实践的表征。话语活动是一个渐次展开的互动过程，包含施事者、受事者及双方价值评价的积极介入。话语分析就是立足文本语言特征，运用各种分析手法充分挖掘文本隐含的权利制约关系和其他各种社会价值取向，对文本进行文化释义的活动。童庆炳先生干脆将“话语”界定为“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31)，这一解释很有道理。 话语语言观的出现与后现代文化语境及结构主义语言观自身反思有关。第一，多元化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二战”以后，世界格局有了明显变化，随着跨国资本主义形成和经济持续增长，后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到来。消费社会遵循后现代逻辑，主张取消深层结构剖析和宏大叙事探究，主张采用多元化视角看待文化问题，突出主体的积极参与意识，突出文化阐释的本土性和民族性，关注文化符号背后的强权和压制，关注少数族群的生存自由与权利。第二，解构主义哲学方法的启发。后结构主义提出的“解构一切”成为这一趋势的时代号角，广泛地影响了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乃至思想史的研究。“话语”范畴已经隐含并透露出上述气息。“这样一个系统交流观(结构主义语言观——引者注)排除了包含一切个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互动的主观过程。而批评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们引入了‘讲述主体’和‘过程中的主体’的概念，他们不把语言看作一个非个人化的体系，而是将其看作一个永远与其他体系，特别是与主观体系发生关联的体系。这样一种语言在使用中的概念被概括为一个术语：‘话语’”。(32)第三，导致由语言到话语转变的直接原因在于语言观念的改变。后结构主义承认语言具有工具性，但语言并不是称职的工具，语言的不透明性及与声音相比缺少鲜活性的不足，使其只能僵硬地传达现实认识。更重要的是语言也不具有本体地位，语言的寓言性特质决定了语言规则只具有相对制约意义，并且稳固结构与恒定意义根本不存在。语言作为媒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交流与流通过程中，语言的生命因为有了人的参与而流光溢彩。因此，研究语言客体体系并不最为重要，重要的是探究语言过程及其附带的价值观念。关注主体述行的语言观念渐渐成为主流。“我们永远不会遇到脱离语言的人，也永远不可能看到他在创造着语言。我们永远不会遇到一个在与世隔绝中冥思苦想他人的存在的人。我们在世界上见到的唯有在说话的人，对另一个人说话的人，并且，正是语言教导我们如何定义人本身。”(33)语言应该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为世界建立秩序，使世界能够被理解；另一方面，为人类创造意义，使世界成为一个活的、充满生机的有价值的世界。“在这种秩序的建立中，语言就是从理解和创造秩序的双重意义下将世界实现了。而交谈正是人们面对面情境中语言的实现能力，因此，在交谈中语言所客观化的事物，会成为个人意识的对象。所谓实体维持的实义，事实上是指持续用相同的语言，将个人所经历的事物客观化”(34)。 因此，坚持话语语言观意味着必须恪守以下原则：第一，话语分析不是单纯的语言研究，必须探究话语本身及其文化逻辑。“向话语提供话语能够言及的对象，因此，不是话语使用的语言，不是话语在其中展开的景况，它们标志的是作为实践的话语本身。”(35)第二，话语分析不能忽视话语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语境决定其意义与价值。“话语是由言说的人在主体间性的条件下承担着的语言，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下，语言交流才成为可能。”(36)“语言的准确性、精炼、欺骗性、分寸性、谨慎等特点，当然不能认为是语言本身的特点，正如不能把语言的诗学特征看作语言本身的特征一样。所有这些特征不属于语言本身，而属于一定的结构，并且完全决定于交际的条件和目的。”(37)第三，话语分析应注意挖掘背后裹挟着的各种权利关系及制衡机制，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少数族裔等文化因素的渗透与控制需要剖析。 所谓“话语间性文本理论”或“话语文本理论”，就是指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文本观念。该理论认为文本既不是意义的单纯载体，其价值也不在于自身形式的营构，文本是一种重要的话语形式，是不同主体间(作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作者与读者等)交流与对话的场所，其意义永远处于生成之中。话语文本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关注文本自身的解构性与生成性，强调读者参与意识与解读过程。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文本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得到凸显。如果说语言客体文本理论将文本视为封闭的语言体系，探究科学的文本层次与秩序；那么，话语文本理论则视文本为开放的体系，与社会文化纠缠着割不断的联系，并且着意研究这种关系的形成与运行机制。从话语文本理论的形态来看，巴赫金主要探讨了文学话语的对话性本质及其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侧重话语的本质与内涵研究。福柯则从知识形成的微观视角考察了话语生产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文化逻辑，指出权利无处不在地影响话语与真理的确定，“认识型”和“档案”以认知无意识的形式制约着具体话语判断的形成。同时，福柯还探究了话语形成的外部控制方式、内在制约手段、话语使用条件和话语反控制策略等，可以说是话语逻辑学、知识学。哈贝马斯则站在社会批判立场，分析了工具理性对诗意生活世界的破坏，指出了强化个体语言资质、优化理想的言谈语境、重建交往理性话语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是话语的普遍语用学理论。上述三种理论都站在文化哲学高度，从不同视角探究了话语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论证了话语作为一种表意实践活动的文化属性。 就方法论角度来看，话语间性文本理论打破封闭语言体系，视文本为开放的、与社会文化具有互动关系的语言存在，认为文本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和争夺的场所，集中精力研究文本与权利等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其中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语言狂欢理论、话语意识形态生产理论，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詹姆逊的“泛”文本理论，都具有方法论意义，从方法论高度指导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 文本诗学或文本理论以关注文本自身存在为特色，有效地避免了“脱离文本、直奔主题”的不良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倾向，自其出现以来深受文论界器重和关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本诗学并非只有一种主张、一种形态、一张面孔。文本诗学的发展与形态嬗变首先受到社会文化运动的影响，其本身就是社会文化洪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社会发展推波助澜。更需要注意的是，直接导致文本诗学形态演变的核心因素是语言观念。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对语言本质、特性的不同理解必然影响对文学文本结构、价值的理解。由工具语言观—本体语言观—话语语言观的转变必然导致工具形式文本理论—语言客体文本理论—话语间性文本理论的递进式发展。这一嬗变，无论考究其外因还是内因，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与文本诗学自身产生的文化逻辑。 在三种文本理论形态中，工具形式文本理论更关注文本形式的载体功能及对内容传达的反作用；语言客体文本理论则强调文本自身的自律性，将研究核心圈定在封闭的语言存在物之内；而话语文本理论则避免了前两种文本理论形态的绝对化倾向，既不将文本形式仅仅作为载体和工具，又不把文本视作脱离内容的形式本体，而是有效地弥合内容与形式的裂隙，把文学文本视为一种特殊的表意实践方式，从文本出发领会内容，解读形式的过程就是理解意义的过程，语境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变化使文本释义具有生成性和多元性。当前盛行的话语文本理论，一方面不仅超越了语言客体文本理论语言至上的偏颇，另一方面又能有效避免单纯文化研究的空疏，从表意实践角度将文本视为一个社会事件，在文本与社会的互动中探究其意义生产过程。这就有效沟通了文本中的语言与文化，有利于探究文本的文化价值，引领着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应当从中借鉴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