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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表明，文学的产生与原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自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时开始，他们首先不是对自我的认识，而是对自然的认识，对于天地风云的感知占据一生中重要的地位。从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可以看出，表现自然的诗篇占了很大的比重，虽然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少，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诗作也不少，但相比之下表现自然本身的诗作更多。也就是说，“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来源”或“唯一来源”的观点是需要认真辨析的。首先什么是“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即人与人发生关系以后，在人类群体之间所形成的社会网络结构，这个概念和自然与自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命题，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比如说，我们说“中国社会”，显然与中国的自然山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也不涉及中国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联系。“社会”一词虽然可能包含着时间与空间，然而如果说“社会”与“自然地理”有着什么联系，则不合时俗。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概念中，只是就人类而言，指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结构，这是十分清楚的。那么，“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来源”的观点就是存在问题的，说“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来源”的观点，则存在更大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这里，我们还只是说“来源”的问题，而不是“起源”的问题，因为“来源”与“起源”显然不是一个问题：一个是说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是从何而来的？一个是说人类的文学是如何起源，即如何发生的？前者是一个文学对象的问题，是一个关于文学本质存在的问题；后者是一个文学发生的问题，即最初的文学是如何起源的？是一个文学起源的历史问题。 我们在此要对相关的两个权威观点提出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意见。首先，就文学的发生来说，文学不可能起源于“劳动”；其次，就文学的起源来说，文学也不可能发生于“游戏”。在人类的古代，有一部分文学作品可能是反映劳动生活的，如被认为是中国最早诗歌之一的《弹歌》，就是写劳动人民狩猎生活的，然而也有许多文学作品与劳动生活无关。如《诗经》的开篇《关雎》就是写爱情的，与“劳动”没有什么关系。屈原的《离骚》写诗人自我被流放的悲惨命运，似乎与“劳动”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能说“劳动”即身体为生存而进行的运动为人类的直立行走提供了机会，“劳动”也促使了语言文字的产生，似乎文学就起源于“劳动”，因为“劳动”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不是所有的内容与方式，“劳动”也不是文学本身，甚至与文学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说文学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劳动”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个作用的发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为人类文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手与脑的条件，也创造了必要的心理条件，但文学并不就是因此而“起源”了，而“发生”了。同时，文学也不可能就发生于“游戏”，因为那个时候人类总是为了生存而奔波，恐怕也没有条件进行什么“游戏”，既没有这样的闲心，也没有这样的手段。根据现存人类最早的一批文学作品来看，也很难看出有多少文学作品是产生于“游戏”。一些文学作品有可能产生于宗教仪式，但因为信仰而产生的宗教仪式，显然不是所谓的“游戏”。所以，“文学产生于劳动”与“文学产生于游戏”这两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权威的观点，只是揭示了部分文学作品产生的事实，而不可能揭示所有文学的起源。屈原的《离骚》是产生于劳动吗？是产生于他个人的劳动还是集体的劳动呢？《荷马史诗》是产生于劳动吗？是产生于荷马个人的劳动还是集体的劳动呢？显然，不是用一个“劳动”这样的词语就能够说明与概括所有文学产生的形态，揭示所有的文学艺术的本质。人类早期社会文学的发生与起源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 其实，最初的文学产生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对于人的认识以及对于自我的认识，而首先是对于自然的认识，而在对自然的认识里，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天地之物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于自我的探索。而所有的历史表明，早期人类种种这样的认识，与“劳动”、“游戏”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少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是第一位的，对于人类其他成员的认识是第二位的，对于自我的认识是第三位的。特别是在人类的早期即所谓的原始社会里，文学作品更多的是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表现所谓的社会意识形态。在那样一个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的时代，整个人类处于部落时代，所谓“社会”也只是一个很小的范围，社会的“边界”也是相当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于文学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相反，作为个体的人对于自然的感受则特别敏感，对于他者的认识只是限于自我的群体，而没有现在所谓的包罗万象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存在。即使是到了封建社会最发达的唐宋时期，山水诗、田园诗、隐逸诗也还相当出色，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很大的比重；山水游记作品也发展起来，并且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如果我们认为《山海经》、《淮南子》、《水经注》这样的作品都是文学作品或文学的早期形态，或者说是西汉以前的文学作品或与文学相关的作品，那就可以更加有力地证明文学的起源与人类对自然的关注存在更为重要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文学产生于“劳动”、文学起源于“游戏”的观点。当然我们所说的“早期”，也并不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原始时期，而是指中国文学历史上所谓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时期，即“文学的自觉时代”到来之前所产生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并不发生于“劳动”，也并不发生于“游戏”，而是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观察与记录，产生于人类对地理的考察与探索。显然，它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品之一，虽经后世学者编注与阐释，但基本的形态却是保存了人类对于自然与地理的观察与思考，成为中国历史上十分宝贵的文学与地理文献之一。我们如何能够说它们起源于“劳动”呢？我们如何能够说它们起源于“游戏”呢？ 其实就文学发生而言，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有名的关于诗歌(广义的文学)发生的三种主张，即“诗言志”、“诗缘情”和“感物说”中，陆机提出的“感物说”最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诗言志”是指诗歌(也就是“文学”)产生于诗人(也就是“作家”)的胸中之意与心中之志，是诗人(作家)自我情感与思想的表达；“诗缘情”其实与此相似，强调的是诗人(作家)的自我的情感与情意，也包括了诗人(作家)的思想与观念。然而，所谓“志”、“情”是从何而来的呢？从人类早期文学作品的内容而言，它们与诗人(作家)的自我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即它们所表现的自然是诗人(作家)自我心中的“情”与“志”；而每一个作家心中的“志”与“情”之所以产生，则来自于自然、作为他者的人类成员、诗人(作家)的自我三个方面，除此无它。而在这三个方面中，对于自然的感兴与认识则是诗歌(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内容与最直接的途径。“感物说”之所以有重要的价值，原因在此。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讨论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只是要讨论在文学的产生过程中，作家的自我与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即文学产生时的三种形态。“感物说”揭示了作家对于自然的观察及其结果，是许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产生的重要途径与方式，而所谓的“言志”与“缘情”之说，并没有揭示“志”与“情”的来源，而从中国古代文学产生的事实而言，作家对于以自然山水为主体的天地之物的观察，是十分重要的、独特的方式。 陆机在《文赋》中指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这就是“感物说”的最直接表达，表明中国伟大文学理论家之一对于文学产生的最直观的认识，同时也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另一位伟大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有相关的论述，如说诗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与陆机的主张是相通的，甚至是相似的。占中国古代诗歌重要地位的山水田园诗，也一再说明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起源于诗人作家对自然万物的感觉与体认，而不是起源于所谓的“劳动”。李白与王维的诗作足以说明这一点，李白的山水诗与天地等齐，王维的田园诗与日月齐光，更不用说陶渊明和苏东坡了。而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古人认识到了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史上，人类对于自然、自我与社会的认识程度，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一个人生下来，最早见到的可能是母亲，也许还有家庭的其他成员，这就是诗人(作家)对人的认识；然而，在一个民族的最古老文学作品里，直接表现父母与家庭成员的作品似乎不多。人类早期文学中对于自我的表现，存在种种不同的情况，在中国则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而被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则是到了魏晋时代了。然而，人类各民族文学中对于自然万物的表现，则是文学中最为古老的主题；就是在表现人类自身命运的作品中，自然与地理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感物”作为人类早期文学起源的重要根据之一。陆机本人的诗作，足以说明他的“感物说”来自于他自己的创作实践，我们来看一看《赴洛道中》其二：“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高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这样优美而深厚的自然诗篇如何可能来源于“劳动”？又如何可能来源于“游戏”呢？它是诗人陆机在赴洛阳途中所见、所感、所悟、所思。 文学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是文学理论中一个根本的问题。人类历史上迄今规模最大的《世界文学史》，对于人类各部分早期文学形态有所描述。《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册在《本卷总序》的第三节《语言艺术的产生和早期形式》中指出：“语言艺术的产生大概晚于其他一些艺术形式，因为它的材料、它的第一要素是语言，是言语。当然，一切艺术只有在人们掌握了清晰的言语以后才能产生，但是语言艺术的产生要求语言的交际功能达到高度发展的水平，要求语言具备相当复杂的语法词汇形式。最早出现的大概是造型艺术。”(11)编者在此指出了文学产生的条件之一是语言，并且是比较成熟的、具有表现力量的语言，显然语言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然而每一个有语言的民族往往都生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而他们的语言与特定的地理环境存在最直接的关系。文字的发明也同样是如此，世界上存在的几大语系之所以如此，并且总是以地域来命名，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这本书中，编者并没有直接指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是如何产生的，可是在下面的篇幅中分别重点分析了人类的各地区、各部落的舞蹈、戏剧、歌谣、史诗、原始抒情诗、神话、童话等是如何产生的，以此说明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文体产生于不同的情况。也就是说，编者也认为文学与艺术的产生与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它所提供的条件有重要的关系。 在第一编中，编者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发生在亚洲和非洲：“这些‘舞台’是三个文化—历史区域：欧—非—亚地区及其三个中心——尼罗河河谷、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间地带、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亚地区及其中心印度河流域；东亚地区及其中心黄河中游地区。这些区域的民族在历史上开始活跃的时间各不相同。第一区域开始形成文化—历史生活为时最早，在公元前4000年；第二区域稍迟，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之交；第三个区域更迟，在公元前2000年。”(12)虽然这样的论述对于我们中国是不利的，因为它认为在三个重要的地区中，黄河中游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是最迟的。但是，我们也相信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是有历史依据的，因此我们可以作为证据证明文学的起源与发生与特定的地理区域是有重要关系的。首先，本书的编者认为艺术的起源比语言文学要早，因为文学的发生需要在语言和文字产生以后，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则需要文字记载下来，所以没有语言的时代不可能产生文学，但可以产生艺术；没有文字的时代不可能产生文学，但可以产生艺术。所以原始艺术比原始文学产生要早的论断是能够成立的。也许有的人认为原始社会肯定有口头文学的存在，但是在文字产生以前的文学发生情况，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下来，我们也难以认识其真实形态。同时，所谓“口头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一种文学形态，而只是一种文化形态。其二，从世界范围来讲，文学的起源是不可能同步的，各种体式也存在不同的起源方式，编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且是根据不同的地区所能够提供的物质条件与地理信息而论述的。其三，人类最早的文学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地区，不仅有时间上的前后，也有内容上的区别。欧、非、亚的三个不同的河谷地区所产生的文学是不一样的，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所带来的结果。由此可说明《世界文学史》第一卷的编者拥有文学地理学的相关观念，并有对于世界古代文学史区域划分的思想，所以本书的论述就有了合理的逻辑结构与科学的叙述方式，从而保证了本书的学术质量与科学品质。 文学的发生、起源与来源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对于我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对文学发展的认识以及对文学构成形态的理解，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学产生于“劳动”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发生于“游戏”被认为是古希腊思想家的观点，长期以来国内很少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也少有人怀疑过它的正确性与科学性。然而，我们在研习文学史的过程中，在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过程中，却发现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神话与传说、散文与诗歌，与人类的“劳动”、“游戏”并没有什么联系。正是因此，我们才提出文学的发生、起源与来源，与人类早期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有着重要关联的观点，提出文学发生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主张，由此而形成各不相同的地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由各地方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而形成了所谓的世界的文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论述是相当初步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展开，也需要更多的历史文献作为支撑，期待各位的批评与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