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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马迁与史官文化传统及史学革命 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其文化传承与史官秉笔直书的品格有莫大的关系。《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稍后，班固阐释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1]《艺文志》记言、记事是中国史学书写的基本体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史官揭开了中国历史叙述的序幕，生动形象的记录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的风貌。 记言、记事是史官的职责。这种情况持续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生活的时代，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司马谈临终时教导司马迁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3]《太史公自序》司马谈的思想给司马迁以深刻的影响。“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3]《太史公自序》，通过清算“君举必书”的缺陷，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逻辑起点，赋予《史记》以新的文化使命。在这中间，司马迁通过反省记言、记事的局限性，通过为人物立传以文学笔法提出了新史学追求的文化目标。具体地讲，一是以“本纪”为纲，以“世家”“列传”为目，在丰富帝王政迹的基础上关注人事与社会运动变化的规律；二是创立“表”，通过大事记来联络和补充纪传，郑重地提出“表”记载的大事是历史进程中应关注的重点；三是通过分述天文、历法、兵律、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专门史，从新的视角提醒人们关注社会进程中容易忽视的方面。这三条拧结在一起，既承担了司马迁“一家之言”的史学诉求，同时也从体例上为后世史学树立起新的标尺。清人赵翼指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7]《各史例目异同》如果没有司马迁确立的新史学叙述原则，中国的史学水平及文学水平也许会停留在先秦阶段；如果没有《史记》，“二十四史”的体例很可能是多元的，无法形成划一的叙述格式和文化秩序。 司马迁建立的新史学秩序，大大地改变了先秦史学旧有的结构。这一改变主要是在历史叙述真实性的基础上，选择典型事件、典型细节，用充满了文学气息的笔法和生动形象的语言展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关注他们在历史中的价值。在历史叙述中，司马迁与旧史学“君举必书”最大的区别，是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担了发现社会运动规律的责任，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3]《报任少卿书》提出了史述应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为后世服务的政治主张。从这样的角度看，真正给史学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革命的是司马迁。 司马迁的新史学是在反省和清算旧史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史为什么能率先成为文化的掌握者?这与史的前身是巫觋有莫大的关系。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巫觋是神职人员，负责氏族的祭祀活动。在神灵信仰盛行的年代，巫觋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桥梁。当人类无法解释山川万物枯荣生死的自然现象时，因相信万物有灵，于是创造了异己的世界即神祇世界。神祇世界出现以后，由谁来传达神乃至上帝的旨意?由谁来建立人与神之间的联系?在历史的寻找中，人类把这一使命交给了巫觋。在神灵信仰的年代，为了从人生此岸到达神祇彼岸，人类不断地用自身的活动续写着神祇新篇，用文化描绘神祇世界中的美妙。在他们看来，凡是现实世界没有的，神祇世界那里肯定会有，而且会比想象的更加美好。既然人类对神祇世界充满了期待，那么，就应该努力地寻找到达的途径。在这中间，巫觋扮演了重要角色。经过苦苦的求索，文化求索的必然结果是创造出天梯神话。当天梯架起了人神交通的桥梁时，人类为取得的文化成果而欣喜鼓舞。遗憾的是，现实世界永远造不出通向神祇世界的天梯，也永远不会出现上帝为欢迎人类主动地放下天梯。尽管如此，寄托人类理想的神祇世界实在是太美丽了，美丽得让人心动。这样一来，人类需要用新的诉求来填补失缺的文化心理。在这一过程中，最容易办到的只能是取之现存，通过巫觋来传达神的指示。巫觋是神职人员，当他们煞有介事地娱神祭神、自觉地为世俗政权服务时，因宣示君权神授，受到君主的优待和重视。巫觋的称谓繁多。据《周礼》等先秦文献，巫觋有大祝、小祝、大史、小史、卜人、占人等称谓。祭神如神在，巫觋煞有其事的祭祀，一方面使宗教祭祀成为世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另一方面由宗教祭祀延伸出来的活动又不断地增添新的文化诉求。 上古时期“巫史”并称，这一事实表明，巫觋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文化的传承者，经历了从巫觋到巫官，再从巫官到史官的历程。“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3]《报任少卿书》，司马迁虽是为自己的境遇鸣不平，但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巫觋与史官之间的天然联系。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巫觋由侍奉神灵到为君主服务，神职人员身份的变化是以文化诉求为先导的。具体地讲，国家制度建立以后，由祭神到祭祖，祭祀活动的世俗化和职事分工的细致化拧结在一起，史官遂成为为君主服务的掌书人员。王国维指出：“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8]163史官记言、记事遂确立了旧史学的文化传统。很有意味的是，这一传统一经确立，便不再有人提出新的文化诉求。 对旧史学率先提出质疑的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汉初是个充满了人文气息的年代。从战国后期起，经过反复的确证，六经在诸子百家的共同努力下开始被尊崇为先王政典(先王留下的统治大法)。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当司马迁接受其父的史学思想，对“君举必书”的旧史学秩序提出质疑时，六经自身的史学品质、文化品质和思想品质必然要成为新史学及传记文学尊崇的最高范本。司马迁在选择史料方面是持审慎态度的，一方面以典章制度及历史文献为史述的依据，另一方面为印证这些文献的可靠性，又深入实地“采风”。文献与实地考察间的相互印证，使司马迁在信古与疑古之间作出了选择，同时也使他的史述更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如他在《五帝本纪》中深有体会地写道：“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从司马迁的交待中大体上可以看到这两种意向：一是使用史料时应持慎重的态度，应充分地考虑资料的可靠性。在史料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主要通过文献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的办法来进行资料取舍；二是疑古的目的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印证文献的目的是为了使史述有更为可信依据。那么，是否可以说司马迁就不相信文献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司马迁明确地表示《史记·殷本纪》系“采于《诗》《书》”，又如他在《三代世表》中指出：“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像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比比皆是，这就告诉我们，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是十分尊重已有的文化及文学成果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