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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记》以六经为最高范本 司马迁以六经为最高范本，有两层含义：一是六经是撰写《史记》的思想原则；二是六经是《史记》文学叙述的最高范本。 从文献的角度看，司马迁最放心使用的史料是六经。具体地讲，“考信于六艺”[3]《伯夷列传》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本原则。这种格局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司马迁生活在儒学显于朝廷、定于一尊的年代，经过长时期的积淀，六经为先王政典的观念已牢固地树立在汉人的心目之中了。早在孔子撰写《春秋》之前，除《春秋》之外，其他五经作为先王留下的政典已成为最高的法典。这一时间断限明显地早于儒家推崇六经的年代。退一步讲，即便是到了儒学已成为“显学”的年代，率先发明“六经”这一名词的也不是儒家。如《庄子·天运》有“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语。进而言之，起初，除《春秋》以外的五经并不是儒家的文化专利，儒家只是取法于现成，在竭力推崇孔子及《春秋》的过程中才把六经的解释权攫取到自己的手中。因为此，汉初，“五经”作为先王政典与儒家学派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新道家陆贾论治国之道时，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称说《诗》《书》①。又如汉初的官方哲学是黄老学说，但“好刑名之言”[3]《儒林列传》的汉文帝已在朝廷立一经博士。这些情况表明，五经显于朝廷是与其具有先王政典的品质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在诸子中，没有一家像儒家那样重视文化传统和讲究家学，当诸子们出于自身学说和政治观念的原因，表现出轻视文化传统的时候，这一时期，儒家通过师传和家传开始把六经尊崇为治国之理的经典。 进入汉代以后，大力提倡六经的主要是儒家，特别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儒学已彻底地战胜黄老学说成为了一枝独秀的官方学说。当司马迁把六经视为先王政典时，其思想虽然不是完全地源于儒家，但建立的人物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与他接受和认同儒家学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事实上，“儒者以六艺为法”[3]《太史公自序》的观念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如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中，司马迁始终是以六经为最高思想准则的。 在历史的传承中，与诸子百家的学说相比，儒家有更加关心六经治道之理的倾向。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借其父之口明确地表达了“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的意愿。从这里出发，司马迁“论考之行事”及叙述历史人物时是以六经为思想原则的。毋庸讳言，司马迁认同六经不但因为六经有权威性，还因为六经阐述的统治大法早已成了研究治道之理的思想灵魂。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以六经为最高范本的，具体地讲，无论是为人物立传还是评判是非都是以六经为思想原则的。六经对《史记》的指导作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六经皆史，六经是可信的文献资料。如司马迁声称作《史记》是为了“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3]《太史公自序》；二是孔子的《春秋》本身就是一部专门意义上的史著，司马迁以《春秋》为师法的对象，视《春秋》为高于一切的史学范本，包含了对其体例和叙事方式的学习。如司马迁认为：“《春秋》以道义。拨乱反之正，莫近于《春秋》。”[3]《太史公自序》因此，司马迁以孔子激励自己，视自己为文化自觉的传承者。“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3]在司马迁看来，周公与孔子之间的联系是文化上的传承，那么，孔子之后有谁能成为中国文化的直接传人呢?司马迁表示要像孔子著《春秋》那样来建立自己的文化伟业，进而写出一部可以与《春秋》相比肩的《史记》。这就是说，《史记》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传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巨著；三是司马迁以六经为文学范本，如《史记》力求语言生动、准确、形象，与六经有直接的关系。又如《史记》采取的叙事方式、强调历史叙述的客观性等都从六经中得到丰富的营养。 六经是先王政典，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民要术的经验总结。由于这样的原因，司马迁赋予《史记》的基本思想是，“罔(网)罗天下放失(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3]《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给《史记》的定位是总结天下兴亡之理，问题是，如何才能承担这一崇高的文化使命?怎样才能将深刻的道理寓于生动形象地叙述之中?客观地讲，六经在给司马迁提供研究天下兴衰之理思想武器的同时，又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文史资料，还为司马迁在历史叙述时以文学的笔法叙述铺平了道路。如司马迁探讨夏桀、商纣失国原因及关注成汤、周武得天下的事迹时，都是以鲜活的故事叙述表达的。可以说，司马迁对一代之兴亡的终极关怀及对现实政治的深邃思考，是以深入细微的笔法捕捉典型事件的过程中完成的。进而言之，司马迁给《史记》确立的思想原则是在文学的表达中实现的。 顺便补充的是，与“考信于六艺”相配合的写作原则是“折中于夫子”。[3]《孔子世家》所谓“折中于夫子”是指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以孔子的思想为评价是非的标准。由于这一标准的本质是“考信于六艺”，故不展开讨论。“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3]《太史公自序》总之，儒家以“六经”为先王政典的思维方式直接支配了司马迁的思想和行为，进而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最高准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