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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歧见：再现的出口 通过解析利奥塔的崇高观念，并清理其内在的含混和交错，朗西埃消解了美学与政治之伦理转向中的“不可再现物”。然而，“消解”绝非取消或抹除，只是一种非神秘化的理解方式，从而将不可再现的问题转化为调整再现焦距的问题了。不可再现物是艺术再现机制所不能再现的可感事件，挑战的是再现机制所固有的可见性模式。对利奥塔而言，再现机制总是某种控制和统治形式，是形式对材料的统御或歪曲，于是，“调整再现距离的问题转换成再现不可能性的问题。于是禁忌便逐渐滑进这个不可能性中，同时又自我否定，赋予自己物体的特性，作为简单的后果”(朗西埃148)。不过，在论及不可再现物时，利奥塔也无法回避可见性问题。 利奥塔曾以摄影和先锋派绘画作对比，摄影技艺普及之后，几乎雄霸了世界的图像性再现，那么，绘画呢？先锋派需要对“绘画是什么”这一问题做出新的回答，现代画家们需要描绘照片不能呈现的形象，“需要呈现出某种按照合法建构不能呈现的东西。他们着手动摇所谓的视觉已知条件，为的是使人们看到，视界藏匿着因而必然有某种看不见的，仅仅用眼睛所不能发现而要用心灵才能揭示的东西”(利奥塔138)。那么，先锋派绘画致力于展示的就是“可见中的不可见”(利奥塔139)。“可见中的不可见”正是不可再现物的别名，不可见是绝对的不可见，尽管不能被再现，却可以被表明。“现时代的精神无疑已不是取悦于人，艺术的任务仍然是内在崇高，仍然是暗示一种毫无感化人之处的不可再现物，但这种不可再现物被录入了现实之转化的无限性中”(利奥塔141)。可见，所谓不可再现物只是逃逸在现实转化的诸多形式之外，拒斥再现的同时也呼吁着再现的出口。 具体到先锋派绘画的艺术理念上，就是推崇抽象(abstract)而反对具象化(figurative)的表达方式，这意味着与美的艺术(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旧美学形式)施行决裂。然而，无论抽象或具象，还是以可见的形象关联塑造了新的可见性，与其说先锋派绘画揭示了“可见中的不可见”，不如说是“不可见中的可见”。利奥塔始终强调与不可见相对应的非规范的思想、话语和图像，“有一种艺术思想，它不是无交流的思想，而是无概念交流的思想”(利奥塔121)。对不可见的忠实才是真正的伦理，伦理是差异的深渊，使责任免于被任何自我、世界或规范所同化。对一种不可还原的差异(different)的强调，对规范性思想的拒斥，正是利奥塔哲学的一个核心，有论者很敏锐地将其称为非规范性的伦理(nonnormative ethics)，最终形成了一种正义专制(Dunn 192-220)。而可见性已然受制于某种规范和视觉模式，是制作表象现实的内在机制，这一机制总是遮蔽、压抑着差异的本然表达。 与利奥塔相反，朗西埃始终关注可见性，对他而言，可知与可感之间的失衡并不导向不可再现物，反而“意味着再现世界的出口，即定义不可再现物标准的世界的出口”(朗西埃161)。这一出口也就是对不可再现物的再现，朗西埃称其为“歧见”(dissensus)。④“歧见”其实可以追溯至康德的审美共通感，经由席勒的改造，本身即是包含差异的歧见共通感(dissensual common sense)(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98)。其遵循一种“既不……也不……”(neither/nor)的“双非”逻辑，作为审美判断的对象或产物，歧见共通感既不是知识客体也不是意志客体；既不屈从于由概念决定的理智法则，也不拜伏在由意欲主导的感性法则之下。而在一般情况下，主体都是在上述权力关系中被建构起来的。在席勒那里，美学经验中的和谐体验并不是利奥塔所言那种形式和质料之间的古典和谐，而是知性和想象力之间的自由一致性，这种一致本身已经包含了异质性，并且与旧有的占统治地位的感性控制形式施行了断裂，并且生成了感知共同体的新形式。这一新形式是在权力游戏和统治形式的关联中被美学经验树立起来的。这预示了一种感性革命的方式，不是政权颠覆与更替的革命，而是“美学的自由游戏，或者说中立化过程，确定了一个尚未到来的普遍和平等的感性新形式”(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98)。 通过追溯歧见的美学来源，朗西埃发现，美的美学和崇高的美学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断裂，“歧见，这个位于思想和感知之上的断裂已经处于美学的统一和安宁中了”(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98)。作为一种审美区分力量，是“不能被描述为部分的部分的增补。它是感性与感性之间的另一种关系，既揭示又中立化感性之中心区分的增补。我将之称为歧见，歧见不是纷争，它是感性与感性之惯常关系的微扰”(The Aesthetic Dimension 3)。歧见不同于异议，不是同或异，是或否，而是“非”，是感性异质性形成的差异，不能被缩减为个人利益或观点纷争，而是通过抵制知觉、思想、行动的知觉与框架来挑战既成的感性秩序的主体行动。如前所述，美学之伦理转向，主要就是沉湎于一种无区分状态，伦理区分所造成的内(共识)与外(异议)的双重隔离和无区分状态，歧见打破了共识/异议(consensus/disagreement)之间的隔离，是一把打破伦理无区分的利刃。可见，歧见与利奥塔强调的差异(different)有根本区别，差异是质疑与可见性连接的再现机制的感性异质性，歧见则是塑造新的可见性的感知革命。 由歧见张开的中立化结构并不陌生，其实就是启蒙美学建构出来的审美乌托邦。一直以来也不断地被两种伦理批评所诟病。一是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批评，他认为审美判断是神秘化的方式，隐藏了社会决定论的现实，并阻挡了社会系统的牺牲者们获得解放知识的途径；一是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崇高美学，他认为无功利的审美判断试图将美的规范与公众认知之间的断裂转化为经典和谐，虚构了总体化的迷雾，只是幻觉和逻辑怪物。尽管采取了不同角度，这两种美学分析的后果是类似的，审美自律的政治潜力与解放承诺都被抹除了，完全变成了隐藏着主体现实的幻觉。朗西埃认为，美学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重新激活审美自律的政治和行动潜力，这正是歧见的感性力量所在。 从不可再现物到歧见，这取决于我们将精神(理性、思维)视为蛛网还是总谱。精神难道不是提供了一种和谐乐谱，从而使噪音化为乐声？不，在普遍怀疑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不再有这样的权力，精神滥用了总体化的权限并对真实之物构成了伤害和遗忘，精神已蜕化为操控万物的蛛网。万物不可能编制在一张网上，不可再现物的差异伦理对再现系统和表象美学构成了尖锐批判，所谓精神之网早已被人类理性所僭越和筹谋，无论如何背离了存在的源初样貌。歧见的增补逻辑则致力于释放审美乌托邦内含的解放潜力，被利奥塔不断地追溯的被压抑的感性异质性是能够以歧见为出口得以释放的，歧见的力量之源也正是被后现代美学不断非难的解放话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