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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相近的时期，瞿秋白、鲁迅、胡风、周扬等开始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现实主义、人物塑造、典型性格、阶级、历史潮流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开始在他们的论文集中出现。虽然马克思的《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恩格斯的《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恩格斯的《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和恩格斯的《致玛·哈克奈斯》仅仅是私人信件而不是鸿篇巨制，但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重重叠叠的后续阐发无一不是从这些信件提出的观点开始。迄今为止，这些阐发既包含苏联批评家以及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复论辩，也包含大半个世纪中国批评家的接受、提炼、修正和激烈的争论。在我看来，汗牛充栋的文献之中，围绕这几个问题的若干基本观点尤为重要。 首先，批评家启用一系列哲学范畴形容典型性格的内涵，例如个性显现共性，现象显现本质，等等。尽管如此，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一把水壶的个性如何隐喻共性或者一张桌子的现象与本质没有多大的兴趣。典型性格的提出企图阐释，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如何有机地衔接庞大的历史远景。这时，个别的人物性格大步跨出了文本从而卷入围绕文本的历史潮流。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阐释的最终指向。 其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批判费尔巴哈的时候，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⑦如同社会关系之网的网结，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对于个人的塑造无不积累为他们的不同性格；与此同时，这些性格又分别按照各自的角色从事多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种图景相当大程度地构思了典型性格如何代表历史内容的内在机制。 第三，正如卢卡契所言，典型之为典型“乃是它身上一切人和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都是在它们最高的发展水平上，在它们潜在的可能性彻底的暴露中，在它们那些使人和时代的顶峰和界限具体化的极端的全面表现中呈现出来”⑧。许多批评家的想象之中，只有“阶级”才能负担这种涵义。一个社会成员的“最高的发展水平”不就是显现为历史的阶级结构吗?于是，《哈姆雷特》之中的哈姆雷特代表王室贵族阶级，《高老头》之中的拉斯蒂涅代表资产阶级野心家，《红楼梦》之中的贾政代表封建官僚，《子夜》之中的吴荪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红旗谱》之中的朱老忠代表反抗的农民阶级……类似分析公式的四处推广表明，“阶级”成为描述与衡量人物与历史关系的首要范畴。 作为社会成员的诸多身份之一，“阶级”的脱颖而出是历史演变的产物。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始终存在，但是，他们曾经以各种社会身份进入历史舞台，例如，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如此等等。什么时候开始，阶级关系开始成为首要甚至唯一的社会关系?显然，《共产党宣言》出示的一个论断业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前提：“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⑨换一句话说，这个历史阶段压迫与反抗的故事已经交给阶级书写。阶级作为轴心带动民族、国家、社会、个人等一系列范畴运转。对于每一个人说来，阶级演变为参与历史的最重要身份。 第四，当历史故事的主角由阶级扮演的时候，文学叙事提供的个人形象必须是阶级的化身。这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职责，弗·詹姆逊称之为“第三世界文学”。当然，这种叙事必须具有强大的“历史感”，个人的命运乃至琐碎的日常言行必须寓言式地暗示历史的运行轨迹。否则，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只能遗留一堆破碎的表象——这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分道扬镳之处。 第五，“典型终于使文学的各种具体景象幸运在地历史结构之中落脚，所有的表演都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得到诠释。当然，文学人物与历史结合成为表意单元需要一个条件：清晰的总体历史蓝图。否则，我们无法知道文学人物镶嵌在历史的哪一个部位产生作用”⑩。所有的历史围绕某种不可抗拒的蓝图运转不息，这种设想又一次让人想到了黑格尔。然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已经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使命所替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作为终极的解放者，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规定了所有历史人物的未来命运。 如果说俄国文学对于人物性格的关注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趣味，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那里，人物性格、典型性格、阶级、历史潮流之间的递进关系构成一个现实主义叙事学。 叙事的历史十分古老，叙事学的历史相当短暂。“叙事学”这个称谓到20世纪60年代才正式出现，这个术语是茨维坦·托多洛夫《〈十日谈〉语法》的创造物。多数人认为，叙事学是结构主义的附属品。与现实主义叙事学的历史指向不同，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源头是语言学。结构主义的雄心曾经是，将传统的诗学改造为精确的科学。如此宏大的规划之中，叙事话语是一片可供精耕细作的沃土。播撒“结构”的理论种子，扩展索绪尔式的语言学构思，这一片沃土可能收获什么?这多半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最初期待。 与现实主义相反，结构主义工程的独特方案是抽干叙事话语的历史水分，挖掘隐藏于深层的不变骨架，提炼所谓的“叙事语法”。这个意义上，弗·雅·普罗普是当之无愧的结构主义先驱。他的著作《故事形态学》考察了一批“民间故事”，普罗普总结出三十一种角色功能，例如主人公遭受追捕，主人公获得宝物，敌人受到惩罚，主人公成婚并且加冕为王，如此等等。主人公是一个王子、一个农夫还是一个猎人，历史如何赋予各种不同的身份和性格并非普罗普兴趣的问题。《故事形态学》留给叙事学的重大启迪是，叙事话语的运作毋宁说来自种种角色功能的驱动，角色功能的设置如同一个先在的结构图式，至于具体的时间、地点、文化氛围以及面貌各异的人物形象无非是种种依附性表象。 普罗普开始的故事由一批正统的结构主义者续写，例如托多罗夫，热奈特，还有罗兰·巴特。“叙事学”仿佛正式奠基。叙事学抛出的一系列坚硬术语明显地承袭了结构主义的科学风格，诸如叙述者、视点、内聚焦、外聚焦、叙事时间、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符号方阵，如此等等。这预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开端。个人的思辨或者万千感慨仅仅是多余的枝蔓，现在是正规的科学隆重介入的时刻。将人物想象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实体，惊叹他们的曲折命运，对于他们的悲欢离合再三唏嘘或者笑逐颜开，这些愚蠢的阅读反应已经过时。太阳底下无新事，纸面上的所有故事无非是“叙事语法”制造的杰作。鲁迅曾经不无调侃地说，煤油大王不知道拾煤渣老太婆的辛酸，《红楼梦》里的焦大也不会如同宝玉那样爱上林妹妹(11)；可是，投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阵营，每一个位置上的角色无不执行相同的功能。煤油大王与拾煤渣老太婆的差异仅仅是叙事分配的不同角色；当焦大被安放在大观园的时候，他或许不得不爱上弱不禁风的林妹妹。总之，身份、记忆、文化、性格、历史经验无不成为单薄的标签，真正决定每一个人物言行的是语法位置。 始料不及的是，这个非同寻常开端很快就停顿不前。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理论想象很难赢得常识的信任。庞大而沉重的历史能够安然无恙地行驶于“叙事语法”的单薄轨道之上吗?历史始终是结构主义面对的难题。即使在叙事学内部，彻底拒绝历史的种种解释很快就会窒息，譬如叙事的动力。任何一个作家都能意识到，“一个人从二十层楼坠下”、“一个人坐到了椅子上”与“一片树叶从树枝上飘下”绝非等值的叙事。尽管三者的叙事结构相仿，可是，三者的叙事动力迥异。三者制造的悬念持续递减。叙事学的行动素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一句话为后续的叙事贮存了远为充分的能量。如果人们承认，主语和动词的具体内容——人物或者植物，“坠下”、“坐”、“飘”——很大程度地决定了叙事能量的指数，那么，叙事学已经游离“叙事语法”的轨道而返回历史范畴。 热衷于严谨的描述而回避意识形态分歧，这是“科学”的普遍姿态。可是，正如戴卫·赫尔曼所言，这些森严的术语仅仅提供了某些分类方案而不是主张什么或者反对什么。因此，当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蜂拥而至的时候，这些分类方案无法有机地衔接或者融入。戴卫·赫尔曼以不无挖苦的口吻总结了叙事学的“危机”：“当初以叙事的科学自命的叙事学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落得一个‘陈旧过时’的评语。”(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