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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者群的涌现 因为通俗小说的出现以文化市场为依托，读者的地位自然被强调凸现出来。马以鑫曾提出“没有读者，就没有作品创作的最后完成”(17)。通俗小说读者群的形成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具体而言： 一方面，市民阶层出现并有休闲阅读的需求。商业化市场行为泛化的一种结果是市民阶层出现。19世纪上海开埠以来，城市大众群体的构成由来自全国各地中小商人和一般市民阶层组成，共同构成城市市民阶层并成为城市主体。西方最早研究“小市民”形象的学者林培瑞，曾引用中国辞典中的话来解释“小市民”的含义：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他认为，“小市民”一词应指小商贩，各类公司职员，高中学生，家庭主妇和其他受过一定教育的，生活富裕的都市人。这些人是通俗小说的忠实读者。其实市民是依托城市为生，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凭的是个人才智、经营能力，以市场的交换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群体。袁进认为清末民初“小说市场的扩大主要不是由于市民人数的增加，而是在原有市民内部，扩大了小说市场。换句话说，也就是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说作者与读者的队伍，从而造成小说市场的急剧膨胀”(18)，士大夫成为小说作者和读者并融入市民群体，不再得到当道体制的庇护，而是参与社会市场的运作，并把自己看成普通人。同时，现代化和商业化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市民生活和工作感到拥挤和紧张，需要找到一种缓解放松的休闲方式，因此消遣成为市民文化的寻找方向。商业社会消遣娱乐的市民文化符合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需求，他们在为金钱尔虞我诈时，心灵深处需要精神食粮抚慰放松自己，因此他们要求有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消遣娱乐文化，要求能够读一些新的适合自己口味的小说。加之报刊、小说出售价格在读者经济所承受范围内，如《礼拜六》、《星期》每份1角，《小说时报》从8角减至3角，定价很高的《小说大观》也才1元，《晶报》的月价为2角。就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言，这种售价是相对低廉的，其实这是商家通过低廉的价格吸引更多的读者从而获得高额的利润。总之，市民阶层的出现、市民文化的消遣娱乐、市民对此文化的认同以及经济条件的允许一并促成了通俗小说庞大阅读群体即市民读者群的出现。另一方面，休闲娱乐阅读要求的满足激发了市民读者群的形成和壮大。通俗小说能够满足读者的心理诉求，原因在于：一是通俗小说描写的内容与读者的现实生活联系紧密，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获得生存的技能与启发。二是通俗小说与读者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阅读通俗小说成为读者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通俗小说的思想意蕴、审美趣味符合读者的精神需求。四是通俗小说的表现形式、话语选择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五是通俗小说的作家在创作构思时就事先考虑了读者需求的因素。通俗小说越是能够满足读者的消遣娱乐的欲望，读者就越多，从而促使市民读者群的形成和壮大。可见，通俗小说的娱乐休闲功能和读者追求娱乐享受的欲望是互相满足、相互促进的关系。 另外，由于科举制度废除，广大知识分子普遍流向现代城市，成为市民阶层。同时，现代新式教育兴起，西学翻译的发达(19)，培养出大量新型知识分子，不仅为通俗小说提供了作者队伍，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读者群体。封建时代遗留下的知识分子也成为通俗小说读者群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一些现代知识分子包括期刊编辑，批评和编辑通俗小说的同时也成为读者群的组成部分。可见通俗小说读者群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其实，通俗小说读者群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通俗小说兴起初期，读者主要是旧式文人，后来读者群的构成才得以扩展。通俗小说既不是出于政治目的把无产阶级作为读者对象，也不是把左翼所提的“大众”作为读者对象，更不是不考虑读者。《礼拜六》这一名称的应运而生及当时流行的俗语“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就表明了通俗小说对市民的适应与迎合。可见通俗小说拥有的庞大读者群体主要是市民。市民读者群的出现为通俗小说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读者群的庞大又吸引了更多的文人加入到作者群中，作者群的壮大和读者群的庞大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并共同为更多通俗小说文本的出现准备了切实可行的条件。 “传播方式的转变促使作家认真思考并重新建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20)在文化市场中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不同于传统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读者对小说文本或意义的再创造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是通俗小说创作改变和调整的根本条件。就通俗小说创作和消费的整个过程而言，作者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的消遣娱乐空间，读者为作者生产通俗小说提供可参考的价值标准和现实依据。这种双向的互动正是：“就生产方式而言，生产创造自己的消费者；就消费而言，消费也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21)，两者的有机统一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