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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媒体中，文学的书写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已经不复存在，传统观念中的创作与欣赏之间的界线被消解，作者不再是主动的传送者，而要在与读者的互动之中不断地完善作品，读者也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要不断地积极参与作品的创作，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共同参与、共同创作的新局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文学书写就是发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场话语游戏，因而文学活动愈益具有了狂欢的性质。而习惯了网络文学的观念，我们对那些正式出版的文学期刊及文学书籍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一，不再把摆放在书店和图书馆中的那些纸本书籍的实体看成是文学作品，没有阅读活动产生的文本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二，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一个积极参与到文学世界的建构的过程；三，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再是一种客观地蕴含在作品中的东西，不再是等待读者去发现的东西，而是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建构出来的。 罗兰·巴特曾区分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他认为可写文本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为什么这种能引人写作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呢？因为文学工作的目的，在令读者做文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而面对可读文本，读者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他不与对象交合，总之，一副守身如玉的正经样：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的狂喜，无法领略写作的快感，所有者，只是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绝文本这一可怜的自由罢了：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⑧。当代文学，在罗兰·巴特看来多半都是可写文本，这个概念的提出正好与他的“作者之死”形成对照，很好地表达了后现代语境下从文学理论到文学实践发生的深刻变革。 在这种语境之下重提“文学性”，和当年雅各布森提出这个概念已经截然不同，如果说当年雅各布森希望将文学与其他精神生产形式、艺术形式区分开来，因而要找到它的本质属性，从而为文学研究确立一个明确的对象体系，为文学创作确定某些永恒不变的规范，进而影响了几代人对大写的“文学”的探索的话，那么，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提这个概念，则恰恰是要取消文学的独立自足性，消解文学与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的界线，从而在一个大文化的氛围中来把握文学。希利斯·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⑨，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大卫·辛普森所提出的后现代时期“文学性的统治”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乔纳森·卡勒指出：对“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理解：“首先可以理解为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的问题：文学是什么性质的物质或活动？它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研究文学？文学在人类众多活动中的地位如何？按照这一思路，问题的目的不是要寻找文学的定义，而是要描绘文学的特征。”另一种理解即是明确“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文学区别于其他言语或其他文本、其他表现方式的特点是什么？文学区别于人类其他精神产品或其他实践的特征是什么”，并在下文中阐述第二种理解，即明确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以某种本质属性为文学定义的做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文学实践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被称为“文学作品”的作品浩如烟海，任何定义总有它遗漏的成分，而任何属性都不可能只存在于文学之中，“我们所谓的全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很有意义的属性，是否能够将它们区别于与它们十分相似的非文学作品”呢？作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11)。所以，今天我们谈论“文学性”概念，意味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文学之为文学是受不同的条件制约的。也就是说，“文学性”是一种历史的建构，而不是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就是要在雅各布森的解释前加上一个限定：“文学性”，即是一部作品在某个特定的时代、某个特定的地域和民族中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