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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学性这个概念的原初意义，跳出西方的文学性争论，使文学性研究贴近文学常识，进而能够合理地解释文学常识，我们认为唯有文学的兼文本性才能担当起文学性研究的重组任务。有识之士指出：“文学性的确定，不应在与非文学性的对立中确定，而应在与非文学性的交互、并置关系中获得。就文学性的身份特征而言，文学性不应被纯化而应被复合化。”(19)所谓“不应被纯化而应被复合化”(“复合化”还不够准确，更准确一点说应该称为“关系化”或“整体化”)，我们的理解是文学性虽然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但它的这种自我属性不可能是在一个预设的封闭空间中通过没有对象的空洞自我化而形成，而只能是在与非文学这个他者的互动场域中通过对象的自我化而形成。这也符合“自我”与“他者”的辩证法：没有“他者”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所谓的“自我”，“自我”总是“他者”境遇中的“自我”。简言之，文学性虽然是文学作品的自我属性，但不是文学作品自己能够预设的先在属性，而是它在与非文学的互动场域中逐渐自我化的属性。文学的兼文本性，正是能够确证文学的这种自我属性。 所谓兼文本性，就是指具体的文学作品在构成上总是要包涵着诸如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社会、心理以及自然科学等这些非文学的文本，但这些分门别类的非文学文本不再独立显现其文本身份，而是被整体化为一个全新的关系性文本——文学作品。同时，如果我们承认每一种非文学文本在常识的层面都对应着一种身份化的表达与指涉功能，例如，政治对应观念宣传，哲学对应理性思辨，历史对应真实记录，心理对应想象体验等，那么，文学作品的兼文本性也同时意味着文学功能的整体性与关系性，任何一种单质性的文本功能都不足以代表文学的功能。兼文本性是文学作品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没有一篇文学作品能够逃避兼文本性。越是内涵丰富的优秀文学作品，其包含的非文学文本就越丰富，它的兼文本性就越突出。小说《红楼梦》，我们就能从中找到许多种非文学文本，如药方、食谱、经济活动等诸如此类的文本，人们之所以把它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就在于它不仅含有丰富的非文学文本，而且这些文本被整体化为一个新的关系性文本。同理，体制上再简陋的文学作品，也存在兼文本性，只不过常常为我们所忽略而已。德里达说过：“没有任何文本本质上是属于文学的。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20)文学作品好比蜂箱中的蜂蜜，其底本就是远处那些散发着各种香气的花朵。 文学的这种兼文本性，国内学者在讨论文学性时已有所认识。如，童庆炳指出：“对于文学性来说，气息是情感的灵魂，情调是情感的基调美，氛围是情感的气氛美，韵律是情感的音乐美，色泽是情感的绘画美，这一个‘灵魂’四种美几乎囊括了文学性的全部。”(21)这里所说的“一个‘灵魂’四种美”，就一部文学作品的构成而言，其实就隐含着它对仪式、舞蹈、音乐和绘画等这些非文学的吸纳、转化与整合。已故学者余虹在讨论文学理论的“寄生性”时提出，文学理论之所以是寄生的，主要原因是它的论说对象文学在存在状态上既是综合的又是可分化的，即文学从内涵上看总是哲学、政治、宗教、历史、心理等非文学诸“学”内涵的集合，“从根本上看，独立的文学内涵是一种‘空’，正如独立于世界之外的文学是‘无’一样”(22)。这样的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文学内涵的层面发现了文学作品在构成上的兼文本属性。当然，文学的兼文本性，绝不是文学发展到现代这个时期才出现的，在更为远古的“文学”那里，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兼文本的特性。可以说兼文本性是产生于文本的产生，甚至在口头表达时期，兼文本性就难以避免，比如诗歌之于音乐和舞蹈，神话传说之于宗教和历史。如果说分门别类是人类文化书写进程中注定的合理道路，那么整体性书写也是分门别类进程中必然出现的超越性需求，文学的兼文本性，正是与整体性书写相对应，与人类的整体性追求互为因果。清代叶燮把文学的基本内容划分为三位一体的“理、事、情”整体，将作家的心之神明视为“才、胆、识、力”四元结构，认为“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23)。叙利亚当代著名诗人阿多尼斯说得好：“一个作家或者诗人的写作目的，首先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他人和世界。对于他来讲，写作意味着一种探索，一种对自我、对他者、对世界的探索。”(24)作家既然认可文学是一种整体的精神探索活动，那么，非文学文本成为文学作品的构成就是审美中的历史“必然”。后现代有些理论家们之所以不再信奉分门别类的现代理论，转而求助于文学的写与读活动，就是因为文学具有兼文本性，它才被人们寄予唯一通往世界真相和幸福境遇的厚望。“要做哲学，只能以诗歌的形式进行。”(25)皮埃尔·马舍雷借海德格尔的名义，在《文学在思考什么》的开篇这样写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