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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兼文本性·文学文化——文学性问题研究之困境与出路(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京)2014年2期 李涛 参加讨论

    艾亨鲍姆在说明为什么要建立“形式方法”时就曾公开声称:“我们和象征派之间发生了冲突,目的是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诗学,使诗学摆脱他们的美学和哲学主观主义理论,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⑤艾亨鲍姆是俄国形式主义的著名代表,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长期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俄国文学史,一生以研究俄国文学为职业,尤其是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这两位作家。而被他所竭力贬斥的象征派,无论是先期的波德莱尔、王尔伦、兰波、马拉美,还是后期的瓦莱里、叶芝、西蒙斯、庞德和休姆,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不是职业的诗歌研究者,就连1886年发表《象征主义宣言》的希腊人让·莫雷亚斯,也是一位创作出众多诗篇的诗人。
    常识内部虽然不乏诸如新与旧、对与错这样的冲突,但它们毕竟都属于常识。专门的文学研究相信,就像自然科学那样,只有严谨的科学和缜密的理论才能真正打败文学常识,才能把文学从常识的体制下解救出来,引向未来的康庄大道。罗曼·雅各布逊提出文学性问题时说得很清楚,就是要把文学研究建立为一门科学。“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文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把方法作为它们唯一的‘人物’。然后,关键的问题在于运用和论证这一方法”⑥。当文学性问题被确立为建立文学研究科学的基本途径时,那就意味着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学性研究开始进入脱离文学常识的纯粹逻辑时代。什克洛夫斯基曾用一个“工厂”比喻来说明他们的文学性研究:“在文学理论中我从事的是其(语言)内部规律的研究。如以工厂生产来类比的话,则我关心的不是世界棉布市场的形势,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对于纺织“工厂”而言,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是由少数专业人士负责的技术问题,属于纺织领域的科学,而市场行情与政策才是总体的攸关工厂生存的常识问题。文学性研究不关心市场行情与政策,不就是在刻意疏离文学常识么?因此,敏锐的巴赫金早在1928年就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织布的方法是与总体技术水平和市场形势紧密相关的,前者决定于后者。如果不了解、不考虑后者,那就不可能发现和理解任何的‘内部规律’”⑦。
    西方文学性研究的“去常识化”现象,有许多具体的表现,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做法是把属于专门文学研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有意提炼、放大为整个文学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从而实现对文学常识的拒绝与排斥。乔纳森·卡勒说:“什么是文学?这一文学研究的基础问题和文学理论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首先可以理解为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的问题:文学是什么性质的物质或活动?它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研究文学?文学在人类众多活动中的地位如何?按照这一思路,问题的目的不是要寻找文学的定义,而是要描绘文学的特征。所有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都对这一问题感兴趣,他们希望明白为什么投入了文学活动而没有投入其他活动。”⑧在现代社会,完整的文学活动依然是以文学的创作与阅读为基础的,此外还包括文学的传播与研究活动,这也是文学的基本常识。文学研究只是文学活动的一部分,文学性问题只是文学研究要搞明白的基本问题,但乔纳森·卡勒却把它说成是所有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都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对文学常识的一种改写。大量的常识告诉我们,从事基础的文学活动的人对“什么是文学”这样的问题不一定感兴趣,也没有必要一定感兴趣。普通的大众读者,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正在阅读的作品以及如何找到更多的适合自己阅读的作品。一般的文学作者,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是不是好的作品。无论是大学里的图书馆,还是公共性的书店,我们都不会在“文学类”书架上找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
    理论一旦开始脱离常识,就必然会在它自治的领域里形成我们所看到的“自反性”,即脱离了常识的理论不再去反对常识而是要反对已有的理论。自反性,既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理论,又使每一种新理论都昙花一现,同时,它也导致理论的自治离常识越来越遥远。西方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性争论,正是这种理论自反性的最合适的注脚。布莱希特说:“有许多说明真理的方法,也有许多隐瞒真理的方法。”⑨有俄国形式主义实证性研究的文学性,就必然会自反到后现代提倡虚构的文学性,这是西方文学性争论难以逃脱的命运。同时,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文学性研究,也不比它的前辈即本质主义的研究更靠谱。尽管德里达看出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的本质,提醒人们注意所谓文学性是遵受常识的维护:“它是文本与某种意向关系发生联系的产物。这种意向关系就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或社会制度的规则:它们并未被明确意识到,但镶嵌于文本之中。”⑩但后德里达们并没有真心实意地回归常识,他们急切地认为当今大行其道的电影、电视、广告和游戏等,都已经渗透了“文学性”,都是文学本质新的衍生物,甚至说“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11)。除非所有的文学期刊都摇身一变为花里胡哨的广告,除非所有的唐诗宋词都埋进历史的坟墓,除非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卡梅隆和斯皮尔伯格这些著名大导演,否则,后德里达们这些新得有些“发昏”的文学性观点,除了他们自己,再也找不到拥趸它的文学公众。对于曾经读过小说《三国演义》的普通人来说,有几个人能承认他们当年的纸本阅读和现在看电视剧《三国演义》以及网上玩《三国杀》游戏是同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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