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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索绪尔和皮尔斯的分歧上来。从表面上看，二者的符号学理论有着“广”“狭”之别：索绪尔的“符号”是狭义的，以语言为主；皮尔斯的“符号”是广义的，它不仅包括语言，还包括一些指示性、象征性的声音、图像和动作等。从实质上看，二者的符号学理论有着“约定”和“非约定”之别：索绪尔的“符号”是约定俗成的，因而是包含确切含义的；皮尔斯的“符号”未必需要约定，但仍然可以包含确切含义。从前一种意义上看，皮尔斯的符号论更宽泛，似乎更容易包容和解释文学艺术现象，因而被唐先生所推崇；从后一种意义上，皮尔斯的符号论却容易混淆“符号”与“艺术”的本质区别，因而未被笔者所采纳。 让我们从唐文中提到的一个具体的例子说起：如果我们在厕所门上看到一个烟斗的图形，就知道应该是男厕所；如果我们在厕所门上看到一个高跟鞋的图形，就知道应该是女厕所。在唐先生看来，“烟斗”的图形作为“能指”与“男厕所”作为“所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任意”的，因而也没有必要事先“约定”；“高跟鞋”的图形作为“能指”与“女厕所”作为“所指”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任意”的，因而也没有必要事先“约定”。换言之，这种“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被“约定”的，而是被人们“猜到”的，人们猜测的“理据”就是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和“联系性”。据此，唐文似乎既推翻了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关系，也推翻了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约定”关系，并进而指出：由于艺术作品所包含的“意义”内容也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其“理据性”的，因而其无需事先“约定”也可以加以表达和传递。于是，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和传递意义的文本，文学艺术也是一种“符号”……所有这一切，正是唐先生之所以摒弃索绪尔而推崇皮尔斯的原因。 然而，如果我们站在索绪尔的立场上，却可以在“任意”“约定”“艺术”这三个关键问题上得出不尽相同的判断。 首先，我们来看“任意”问题。人们可以在男厕所门上画上“烟斗”的图形，也可以画上“礼帽”的图案；人们可以在女厕所门上画上“高跟鞋”的图形，也可以画上“裙子”的图案。这正如人们可以用汉语中的“男”指称前者、用“女”指称后者，也可以用英语中的“men”指称前者、用“women”指称后者一样。换言之，在索绪尔这里，符号形式的“理据性”与其选择和使用上的“任意性”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矛盾和冲突，除非我们人为地将其对立起来：将男人的用具贴在女厕所的门上、将女人的服饰贴在男厕所的门上。然而唐先生对我提出的第一个质疑却是：“是否只有非理据性(即约定性)，才是判断符号的标准？”在这里，唐先生显然把“非理据性”等同于“任意性”，再把“任意性”等同于“约定性”；反过来，也就把“理据性”等同于“非任意性”，再把“非任意性”等同于“非约定性”。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引用过的那句话：“理据性与任意性并行不悖。”③当然了，如果去掉括号中的“即约定性”四个字，即把这句话简化为“是否只有非理据性，才是判断符号的标准？”这个疑问还是成立的。而对于这种质疑，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理据性”的符号，即具有“相似性”和“联系性”的符号是大量存在的。然而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即使是这类具有“理据性”的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也仍然是“任意”的，从而需要约定！ 或许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许多“非理据性”的符号最初就是从具有“理据性”的符号演变过来的，这使我们联想起唐文列举过的另外一个例证：汉字。就像“六书”中所提到的“形象”“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原理一样，包括汉字在内的许多古老的文字符号最初与对象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和“联系性”。然而即便如此，这种文字图案作为“能指”与其意义对象的“所指”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任意”关系，从而留下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约定”。关于这一点，在秦始皇实行“书同文”之前的六国文字就是一个明证。从更大的范围看，如果真的像唐先生所理解的那样，具有“理据性”的符号就不是“任意”的，从而也不需要“约定”的话，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与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就不会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了，我们也无需学习就可以认识它们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