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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经济与《金瓶梅》 上面我们对陈经济的仕宦及家世情况作了考察，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万历年间并非无名之辈，他的妻子自殉难之后更为有名。而我们知道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中也有一个陈经济，他在小说中是仅次于西门庆的男二号人物，甚至他的出场时间比西门庆还要长，只不过在崇祯本《绣像金瓶梅》中，将他的名字改为“陈敬济”。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陈经济与《金瓶梅词话》是否有某种联系？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的“陈经济”到崇祯本《绣像金瓶梅》的“陈敬济”，这一改动是否透漏出某种信息？对此问题，笔者尝试予以探讨。 在《金瓶梅词话》中，陈经济于第十七回出场，他因避祸而带着妻子西门大姐来到岳父西门庆家。陈经济刚来岳父家时，还装着挺老实的，不过很快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没过多久他就与潘金莲勾搭成奸。西门庆在世的时候，陈经济还不敢太明目张胆，等西门庆一死，陈经济就变得肆无忌惮，他奸弄潘金莲、春梅，快要生出私生子，不得不堕胎。吴月娘忍无可忍，将他逐出家门。陈经济回老家娶回粉头冯金宝，气死自己的母亲张氏。他到湖州府做生意，想到自己曾拾到一枚孟玉楼的金簪，孟玉楼嫁与李衙内，人在严州府，陈经济遂至严州府，欲图孟玉楼，反被孟玉楼设计投进严州府大牢。陈经济出狱归家，逼死妻子西门大姐，被吴月娘告官，倾尽家财，沦为乞丐。陈经济后来又做过道士，甚至干过男妓营生，最后与做了守备娘子的庞春梅偷情，被周守备亲随张胜撞着，手起刀落，结果了性命。陈经济是《金瓶梅》中最不堪的一个人物，他可谓坏事干绝，丧尽天良。都说《红楼梦》在写作上有模仿《金瓶梅》之处，《红楼梦》中也有一个坏小子贾环，如果说贾环是“坏一点”，那他与陈经济比起来，真正是小巫见大巫。 在《金瓶梅》中，陈经济是如此不堪的一个人物，而现实中恰恰也有一个官员名叫陈经济，这自然会让人产生一些联想。古人对自己的名讳看得很重，在称呼人时一般都称其字号，而不直接称名字。“陈经济”这个名字也不是一个常见的名字，《金瓶梅》的作者是信手拈来，在小说中塑造了这个人物，还是作者知道有“陈经济”这个人存在，而故意将他用作小说人物的名称？小说中的陈经济与现实中的陈经济有一个巧合，那就是小说中的陈经济曾经到湖州府做生意，因为想调戏孟玉楼，而被投进严州府的监狱；而现实中的陈经济曾经做过严州府、湖州府的知府。联系到沈德符、项鼎铉对陈经济的评价，会不会有这种可能：《金瓶梅》的作者知道陈经济其人，而故意将他的名字写进小说里？陈经济万历二十二年任严州知府，万历二十三年任湖州知府，如果《金瓶梅》的作者了解陈经济的这种仕宦经历才写小说，那么他至少要到万历二十三年之后才动手写作，这种可能性较小。袁宏道在《与董思白》信中首次提及《金瓶梅》，据韩南考证，袁宏道的这封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间，因此一些学者将《金瓶梅》的下限定在万历二十四年。这样从理论上说，《金瓶梅》的作者是有可能知道陈经济在严州府、湖州府任职的事实。我们知道，关于《金瓶梅》的成书时代有“嘉靖说”与“万历说”，它的作者有李开先、王世贞、屠隆等若干人之说。如果取“嘉靖说”，那么单从“陈经济”这个人物出发，就会觉得《金瓶梅》真有神奇之处，它描写的一个人物居然在后来有同名同姓的人去严州、湖州做官。如果取“万历说”，譬如其作者像黄霖先生所言是屠隆，那么从“陈经济”这个人物出发，我们有许多问题要思考：屠隆是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进士，他是应该知道陈经济这个现实中的人物，他为何要将陈经济作为小说人物的名字来使用？是因为讨厌陈经济的痴喑还是有其他原因？ 在《金瓶梅》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无法取得定论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提供一些假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比较早的接触到《金瓶梅》抄本的人，像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沈德符等人，是应该知道现实中的陈经济其人。 董其昌是万历十七年的进士，“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以年例升翰林院编修董其昌为湖广副使”(《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一)，董其昌所任的副使为提学副使。“万历三十二年九月，起原任湖广副使董其昌提督本省学政。”(《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四百)从万历二十七年起，董其昌任职湖广，虽然有一段时间，他称病在家，但从时间上看，董其昌与陈经济曾一同在湖广任职，陈经济万历二十九年任湖广右参政，后降为湖广按察副使。从常情与常理来说，董其昌与陈经济为同一个省的省级官员，即使没有交情，也应该相互知名，况且，在明代万历年间，像一个省的提学副使、学政以及参政、按察副使这样的官员，人数并不多。 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也应该知道陈经济其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湖北公安人，陈经济任湖广右参政，又任按察副使，分守上湖南道，《明史·志》第五十一“职官四”载：“上湖南道，下湖南道，上江防道，或驻荆州、岳州。”如驻荆州，则公安县是其属县。袁氏兄弟还曾到过陈经济的老家禹州。袁中道《游居柿录》卷四记载他与兄长袁宏道于万历三十八年初从京城回公安县老家，三月份，他们经过禹州，并在此留宿：“至禹州城外，为颖水，石梁整洁可爱。晚宿官署中，修竹翠柏，宛似江南人家别业。予岁甲午曾住此，月中饮青桐下，今十七年矣。”(18)而此时，陈经济应该就在禹州。 沈德符更不必说，他的《万历野获编》直接提到陈经济。 试想一下，这些拥有《金瓶梅》抄本的人，知道小说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陈经济”，而现实中有一位官员也名叫“陈经济”，他们会作何感想？我们在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的著述中并未发现他们提到陈经济，但不能排除他们在私底下会有所议论。至少从万历二十四年起，《金瓶梅》就在一些文人手中传抄，陈经济本人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金瓶梅》，假设陈经济要是看到《金瓶梅》，他又会作何感想？他会不会认为是有人故意借小说来诋毁自己？从小说中陈经济的行踪来看，确实有些蹊跷。小说中陈经济主要在京城、临清、清河活动，而唯一一次写他到南方去，到的就是湖州与严州，偏偏现实中的陈经济就做过湖州与严州知府。这件事放在任何人身上，恐怕都会觉得不那么简单。沈德符提到《金瓶梅》时曾说：“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洁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筐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19)一般认为这个“吴中悬之国门”的本子就是刻于万历四十五年的《金瓶梅词话》，它应该是在陈经济死后刊行的。 我们知道，在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中，陈经济一直都作“陈经济”，而到崇祯本《绣像金瓶梅》中，陈经济作“陈敬济”。这一改动虽是一字之别，但它应该是有用意的。 郑振铎先生根据崇祯本刻工有刘应祖、刘启先、洪国良、黄子立、黄汝耀等人，推定崇祯本为杭州刻本，而且说：“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笔削过的。”(20)日本学者荒木猛通过对内阁文库本《金瓶梅》的研究，指出它是崇祯年间杭州书商鲁重民所刻(21)；叶桂桐也认为崇祯本《金瓶梅》是杭州书商鲁重民所刻，当刻于崇祯十四年至崇祯十六年间(22)。因此，可以看出崇祯本《金瓶梅》与浙江、与杭州有密切关系。而我们从陈经济这条线索出发，也可以作这样的推定：陈经济从万历二十二年至万历二十九年，都一直在浙江任官，而他任浙江副使，就居住杭州，崇祯本《金瓶梅》的修订者是知道陈经济其人的；如果它如叶桂桐所言是刊于崇祯十四年至崇祯十六年间，这个修订者甚至知道陈经济妻子赵淑人与儿媳韩氏的节烈事迹。陈经济虽有怪癖，但他为官亦有声名，崇祯十二年，陈经济曾任县令的猗氏县将他作名宦祭祀，而他的妻子与儿媳的事迹更为人所称道。崇祯本《金瓶梅》的修订者也许觉得使用“陈经济”这个名字可能不妥，遂将其改为“陈敬济”。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崇祯本将“陈经济”改为“陈敬济”的过程中，还没有改彻底，在有些回目的内容中，出现“陈经济”与“陈敬济”并存的现象。如崇祯本《金瓶梅》第七十八回《林太太鸳帷再战，如意儿茎露独尝》有以下一段文字： ……众伙计主管，伺候见节者，不计其数，都是陈经济一人管待。约晌午西门庆往府县拜了人回来，刚下马，招宣府王三官儿，衣巾着来拜。到厅上拜了西门庆四双八拜，然后请吴月娘见。西门庆请到后边，与月娘见了，出来前厅留坐。才拿起酒来吃了一盏，只见何千户来拜。西门庆就叫陈经济管待陪王三官儿，他便往卷棚内陪何千户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辞起身。陈经济送出大门，上马而去。落后又是荆都监、云指挥、乔大户，皆络绎而至。西门庆待了一日人，已酒带半酣，至晚打发人去了，回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贺节，至晚归来，家中已有韩姨夫、应伯爵、谢希大、常峙节、花子繇来拜。陈敬济陪在厅上坐的。西门庆到了，见毕礼，重新摆上酒来饮酒。……  (上面截图出自日本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在这段文字中，出现三处“陈经济”，一处“陈敬济”，这些都是没有改彻底的缘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