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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地域色彩”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建构中的一个元素，也得到了十七年批评家的关注。建国初关于方言的讨论，昭示出地域文学形态的表现不能逸出方言这个界线。在文学批评家看来，地域色彩的存在可以作为革命建设普遍合法性、文学多彩肉身及民族风格的证明。十七年文学的地域形态只可能是一体化内部的地域形态，差异性的呈现是表面化的，本质则是政治化的。 关 键 词：十七年文学/文学批评/地域色彩/合法性/民族风格/政治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研究(14CZW011)”；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项目；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青年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吕东亮，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吕东亮(1980- )，男，河南新郑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十七年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建构的最初形态。面对社会主义文学建构中的诸多问题，十七年文学批评家展现出了强烈的担当精神，他们孜孜以求地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为之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地域色彩”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建构中的一个元素，也得到了批评家的关注。十七年文学批评视野中的“地域色彩”问题，也承载了非同寻常的历史意蕴。 一、建国初期的探讨与“地域色彩”界线的划定 抗战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民族形式讨论使左翼革命文学家意识到了民间形式的重要性。民间形式多以地方性的形态存在，这也使得左翼作家增进了对中国文化地域丰富性的认识，随之出现的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则深刻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走向。这些讨论兴起的背景是抗战动员所带来的文艺大众化的需要，也是因为处于战争状态，这些讨论不可能充分地展开并取得一致性意见。到了建国之后，这些讨论有了进一步展开的契机，尤其是质疑“方言文学”合理性、有效性的意见开始凸显。 最先提出应该重新评价“方言文学”问题的是语言学者邢公畹，他1950年8月撰文《谈“方言文学”》旗帜鲜明地提出：“‘方言文学’这个口号不是引导着我们向前看，而是引导我们向后看的东西；不是引导着我们走向统一，而是引导着我们走向分裂的东西”①。面对此前一直被革命文学阵营所提倡的“方言文学”，邢公畹敢于如此立论，是看到了方言文学与需要民族共同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冲突。所谓“走向统一”、“走向分裂”云云，确实是揭示了语言所维系的家国政治。邢公畹的论断也并非横空出世，因为不久前的1950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斯大林的长篇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此文在方言和民族共同语的相关问题上明确指出：“方言习惯语和同行话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不成其为独立的语言，并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方言习惯语和同行话能够发展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丧失历史前途和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最高形式，而把低级形式的方言、习惯语服从于自己”。②斯大林的语言学说无疑是权威的、指令性的，也符合新中国领导者对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期许。邢公畹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对“方言文学”公开发难。邢公畹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学界的注意，1951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三卷第10期在“编辑部的话”中，特意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内容，也点明了邢公畹的意见是在阅读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之后“仔细检讨”所形成的。同期的《文艺报》还发表了周立波的《谈“方言问题”》、刘作骢的《我对“方言文学”的一点意见》和邢公畹的《关于“方言文学”的补充意见》。周立波应该说是“方言文学”的提倡者和践行者，他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采用了大量方言，在文艺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具有积极影响的尝试。在《谈“方言问题”》一文中，周立波不愿意谈论“方言文学”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正式提出‘方言文学’的口号”，他更愿意谈论“方言问题”，也即方言在文学中的表现力问题。在这个向度上，周立波依然为方言进入文学进行辩护，他表彰方言是“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于表现人民的实际生活的土话”，因而采用方言也切合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要求。对于方言的地域局限性以及不好懂的问题，周立波则以实际例子表明“反复的使用几次以后，读者就会自然而然地理解”。刘作骢的意见则从“新形式的出现”需要“有所增益”的角度来肯定方言文学的合理性，认为方言可以为文学语言丰富词汇。邢公畹的“补充意见”则申述了“方言文学”的历史合理性，进而论证了现时期反对“方言文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认为，过去“我们提出了‘方言文学’的口号，从那个阶段来说，并不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口号，就是作为对反动统治阶级斗争的策略之一而提出的，是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的”。但到了“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并且不断走向富强的国家”的现在，“我们是应该以正在发展中的统一的民族语来创作呢(那就是说在我们的创作中要适当地避开地方性土话)?还是应该用方言来创作呢(那就是说我们的创作中特别去使用并且强调那些地方性的土话)?”邢公畹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方言文学”和“民族共同语”建设之间的矛盾，认为我们必须“以正在发展中的统一的民族语来创作”。 邢公畹的意见自然得到了宏大话语的支持，因为它本身就处于宏大话语的内部。周立波尽管是已经获得牢固合法性的革命作家，此时面对现代民族共同语建设的强势话语，也不得不采取低调的论辩姿态，为方言进入文学保留一个合法的通道。刘作骢的意见虽然强调民族共同语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迫切性已不大可能容许渐进中的迟疑和无法保证正面结果的尝试。尽管邢公畹也认识到“统一的民族语”正在发展中，而且周立波所提出的方言转化提升为民族共同语也未尝不是发展民族共同语的一条路径，但从总体上看，文学创作中对“地方性土话”的继续使用起到的更多是对建立民族共同语的阻碍作用。不能不说，作为语言学者的邢公畹的意见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提倡“方言文学”的声音开始衰歇。即便是在运用方言方面颇有心得因而不忍放弃的周立波，也在随后的创作中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态度，但其创作的《山乡巨变》在方言使用上也依然受到了指责。在吸收方言土语进入文学创作上得心应手的老舍，则直接表态“我以后写东西必定尽量用普通话，不乱用土语方言”③。具有卓著声望的批评家茅盾也有针对性地指出：“滥用方言和歇后语的后果，非但不能达到丰富语汇的目的，反而使文学语言流于粗糙庞杂。我们要丰富我们的语汇，但同时也要注意保持我们祖国语文的纯洁。”④ 文学批评界对“方言文学”的重新考量，显示了文学转折的趋向，即由根据地文学形态或者说新民主主义文学形态转向社会主义文学形态。这一点，邢公畹在讨论文章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所谓社会主义文学形态，就是说文学必须为一个高度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现代民族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其政权的现代性质，因而一个没有统一民族语、各地方言仍各行其是的国家是处于自然状态的，是谈不上现代的；而民族也是统一后的中华民族，不再是处于分化状态的自然的族群，方言的使用自然是受限制的。如果说，出于战时境况的考虑，动员群众参与抗日成为迫切需要因而大力提倡“方言文学”的话，那么当这一境况消逝，“方言文学”的生存语境就必然发生改变，面对新生的现代政权，“方言文学”的弊端开始呈现，其自身具有的疏离中央权威的力量就备受诟病。因此，在讨论中，“方言文学”的问题就转换为文学中如何使用方言的问题。在十七年文学整个历程中，经过几番讨论，主流文学界对使用方言这一创作问题仍抱以审慎甚至消极的态度。 方言是某一个地方、地域使用的语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建国初期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主流文学界对于“地域文学”或者说文学的“地域色彩”问题的定位。我们不难从中推导出，十七年文学对“地域色彩”的追求，不可能达到“方言文学”的层面，或者也可以说“地域色彩”到“方言”为止，方言成为地域文学不可逾越的界线。尽管周立波等人仍然没有放弃化用方言的努力，方言的进入也确实“在另一种意义上，表征着‘地方’或‘地方性知识’通过方言这一语言形态得以在文学中的有限度的保存”⑤，但值得强调的是，“有限度的保存”的限度其实相当严厉，纯粹的“地方性知识”或者说“地域色彩”的空间极为狭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