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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代李白集编选刊刻兴盛的原因 李白诗在明代的大量编集、选评与刊刻，是李白传播史上突出的现象，形成这种刊行盛况的原因有多种。它既与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士人心态等密切相关，也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尊唐思潮以及唐诗学兴盛息息相关。 明朝是在推翻元朝异族统治的基础上建立的封建朝代。明代上层统治者迫切要求恢复汉族文化传统尤其是唐代文化精神，这种恢复古道礼制的权威导引无疑深得汉族士人情感上的认同。唐宋文化在类型划分与群体建构方面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型，邓乔彬在《南宋的多元文化与文学流派》中说：“如果说唐代的主流文化是进士文化，那么宋代则发展为士大夫文化。”[18]复古思潮弥漫在朝野，是一种自信民族心态的显现，为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以及唐诗学的兴盛提供了契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19]的复古主张。“诗必盛唐”的主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典唐诗学真正进入兴盛期，此后复古派成员以此为理想信念与写作范式。胡应麟在《诗薮》续编卷一中说：“自《三百篇》以迄于今，诗歌之道，无虑三变：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20]李维桢则在《皇明律范序》中说：“所贵乎明者，谓其盛于唐，而久于唐也。”[21]在明人看来，只有汉唐才能与大明相提并论，也只有明代才能超越汉唐，这是一种豪迈达观的心态与自信。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与唐诗学兴盛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多种曲折与磨合。从明初到正德年间是唐诗总集与选本刊刻的初始时期，当时刻印的大多是前代选本。杜甫诗一度作为明初诗人群体的格调典范，如茶陵派领袖李东阳即奉杜诗为圭臬，李白诗文全集及其选本在正德之前编刻较少。弘治、正德间前七子崛起于文坛，他们提出的以复古尊唐为新变的创作理论普遍为当时学者接受。李梦阳本人喜爱李白诗，曾作有《效李白体》64首。何景明也说：“学歌行近体诚有取于二家。”[22]他们的揄扬使李白诗声誉陡增，李白全集及其选本的编选与刊刻在正德、弘治后日渐增多。嘉靖、隆庆间后七子除了继承前七子的宗唐观念外，对格调法度的讲究更加趋于强化和程序化，师法唐诗再次成为诗坛的主流，从而使明代唐诗学达到历史上的顶峰。李白集的重编、选编、评注、刊刻在此时期达到高潮，二者是成平行状态运行的。与唐代其他别集相比，李白集的刊刻占据绝对优势，从而使李白诗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万历年间，公安派、竟陵派高举性灵大旗，向复古派唐诗论发动冲击，动摇了格调论唐诗学的基本体系。但李白诗中的天真、性情、飘逸、神韵等成为新派的效法因素，丝毫没有动摇李白的地位与影响，李白集的刊刻再次达到高潮。天启、崇祯间，唐诗学呈现多元走向，性灵说诗学逐渐退潮，李白集的选编与刊刻也呈现出下降趋势。由此可见，李白集及其选注本的刊刻兴盛与明代复古思潮及唐诗学的进程呈同步运行关系。明代文艺理论思潮的发展与李白集的刊刻密切相关。 李白独特的人格魅力与艺术风格直接影响到明代社会的文化思潮与审美风尚，李白成为明代文人学习与模仿的榜样，这也是明代李白集刊刻兴盛的主要原因。明初以来，政治上采取削弱相权强化君权，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士族采取高压政策。为了在思想领域实行专制，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成为士人举子的行为法则与精神规范。明代文学复古思潮不仅是文学上的复古，也是时代思潮的复古。明人反感主理的宋诗，而对主情的唐诗格外推崇。文人学士普遍艳羡大唐盛世，在文学上追求风骨雄健、气象宏阔、豪迈奔放、意境奇妙的审美风格。李白思想特质中的那种藐视一切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23]、“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24]的气概很契合明人的精神追求。李白诗歌中豪迈飘逸、清新自然的审美风格又契合明人的诗歌审美追求。精神气质与艺术特征的双重优势直接成为明人学习的榜样，因而李白及其诗歌受到明代士人各阶层的青睐与关注。尤其是明代中期王阳明心学盛行，对程朱理学进行冲击，从而带来思想领域的巨大变革，直接导致社会各阶层的思想觉醒，呼唤个性解放，各种学说风起云涌。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个性张扬的风气弥漫在明代社会。李白那种傲视权贵的高尚人品、追求理想的政治抱负、飘逸奔放的诗歌风格受到此期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得到中晚明士人的高度赞同与认可。这种思潮的转变直接后果就是李白集以及评注本的大量刊行。嘉靖、万历近百年时间是李白集编刻的高峰，达四十种之多，而且出现多种批校本、批点本、评注本，众多名人积极参与，可见时人对李白诗歌的关注热情。李白雄浑豪放的诗歌风格、神奇瑰丽的艺术想象、清新俊逸的语言特色一时成为明人竞相模仿的对象。明初诗人高启的个性与李白相似，诗风亦类似李白。赵翼《瓯北诗话》卷八：“李青莲诗，从未有能学者，惟青邱与之相上下，不惟形似，而且神似。”又说：“七古如《将进酒》、《将军行》、《赠金华隐者》、《题天池石壁图》、《登阳山绝顶》、《春初来》、《忆昨行》等作，置之青莲集中，虽明眼者亦难别择。”[25]李东阳学诗虽宗主杜甫，但对李白的人品与才华也推崇备至。他在《春雨堂稿序》中说：“近代之诗，李杜为极。”[26]李东阳创作中涉及李白诗有十多篇，又在《怀麓堂诗话》中有二十多处评论李白的诗歌，足见其对李白及其诗歌的景仰与推崇。明代中期王世贞对李白也是极其喜爱和崇敬，他的作品中涉及李白的有39首，“其中以李白为主题的诗歌15首，提及李白的诗歌24首；文章20余篇，诗话8条，这些材料或仰慕李白豪放不羁、飘逸不群的诗仙风采，或赞叹李白卓尔不群、才华横溢的诗歌创作艺术。”[27]明代其他著名诗人如徐祯卿、康海、李攀龙、杨慎、谢榛、谢铎、祝允明、谭元春、钟惺等人都对李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在自己的诗文创作中化用李白诗的主题、意象、典故，而且有的还参与了李白诗的编集与评注。 明代很重视培养人才，办学规模也超过前代。教育的普及以及科举制度的完善从整体上提高了明人的文化水平。《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人一千一百多部，近两万卷。文化水平的提升直接导致读书群体的壮大，成为李白诗集在明代刊行的人文基础。明代雕版印刷技术成熟，金属活字的广泛采用促进了印刷术的发展，为刻书业提供了技术保证。据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一文[28]考证，明中叶以后，上自中央政府各部门，下自地方官府以及藩王府都有规模很大的刻书机构。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说：“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29]明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雕版技术的改进，印刷业的发达，直接刺激了李白集的编刻刊行，同时也出现了像《唐五十家诗集》、《唐百家诗》、《唐诗类苑》、《唐音统签》等这样大部头的唐诗总集。这些大型的唐诗总集大量收集李白诗，从另外一个渠道促进了李白诗在明代的流传。 明代文学流派纷呈，文学社团林立。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30]一文统计有明一代的文学社团有176个，此外还有很多松散的文学组织。这种文学集团由于各种原因，形成同一文学流派，有着相同的文学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扬李或扬杜，是明代的各个文学派别文学主张的体现。”[31]这些文学集团的大量出现有助于某种文艺思潮的快速传播，从而扩大影响形成气候。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唐诗论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与这个流派的人多势众相关。李白诗文能在明代中后期传播兴盛，与这些文学集团的宣扬分不开。 综上，李白诗在明代得到广泛的编选与刊刻，是由于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明代刊刻的李白集及其评注本，数量庞大品种丰富，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著作。明代对李白诗的编集、评选、注释、考证、圈点、解说、论述达到历史上的高峰，充分说明明代士人各阶层对李白及其诗歌的喜好。这是李白诗流传史上的独特现象，值得特别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