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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业”与“副业” 长期以来，中国新文学研究往往存在这样的局限：不能处理好“正业”和“副业”的关系。不是将正业无限放大，而忽略了副业；就是放大副业，不顾正业的作用，从而形成正业、副业的分离、矛盾甚至对立。以鲁迅研究为例，尽管它是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显学，研究成果数不胜数；但是，这主要集中在其文学事业上，而对其创收经营、艺术创作、家庭生活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张炜是个以写作为乐的作家，但殊不知他有“实业梦”，还造过两台机器，并创办了规模巨大的松浦书院。他自己曾表示：“我这个人好奇心重，总也闲不住，每到一个地方就想做点什么，一度喜好‘实业’，但又做不好。……有人说，如果生在旧社会，我在农村会是一个不善经营的地主，在城市则是一个失败的资本家——一旦接触那些戴眼镜的学者多了，还会尝试做起半生不熟的学问。……大概都是很自然的事”[7]。可见，除了写作外，张炜有颗为“实业”躁动的心。但我们很少有人从“副业”这一角度研究张炜的文学创作，因为有时副业就是正业的一个潜台词，而更有时正业又是对副业的一个纠偏。因此，未来中国新文学研究不仅要重视文学正业，也要关注非文学的副业，更要注重二者的复杂关系，以此开拓新的研究增长点。 (一)将作家的“副业”当主要对象研究 如果说以往研究中国新文学作家主要重其文学，那么今后应加大其非文学内容的研究，这是一个更广大的时空，其发展潜力相当巨大的。 第一，作家的科学生活。由于中国新文学建立于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所以“科学”成为新文学作家不可回避的概念。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作家的科学生活却自觉不自觉被放在次要位置甚至删除了。最有代表性的是科普作家一直不受重视，尤其是他们难与经典作家相提并论。其实，在科普作家身上集聚的更多的不仅是文学性，更是其现代科学理念与梦想的思维方式。另以林语堂研究为例，研究者往往更关注其散文、小说，但他喜爱科学、一直想进科学院，并发明简易中文打字机，对于五笔电脑输入法的巨大贡献却鲜有人知，尤其没有将之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考察，从而大大降低了林语堂研究的力度和水平。还有鲁迅，其《科学史教篇》的意义是巨大的，但迄今为止对它的研究还停留在“科学”层面，未能进入心理学、文学、人类学、人才学等层面进行思考，因而大大降低了其价值意义。换言之，科学往往给作家带来创造性动力和想象力，而文学又反过来弥补了科学的局限。从此意义上说，如果能从作家的科学生活中梳理出一条线索，寻找其规律，尤其是科学与文学的辩证关系，那将是一个很好的新文学研究视野与方向。 第二，作家的艺术生活。由于文学与艺术有着天然的亲近，所以有时很难对其进行区分，所以古人有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①也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新文学作家多是艺术家，至少都有较高的艺术天分。以书法为例，像王国维、李叔同、苏曼殊、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胡适、茅盾、郁达夫、林语堂、闻一多、臧克家、台静农等都以书法名世，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书法却较少引人关注，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学术视域”，“从而使中国现代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被厚厚的历史尘埃淹没了”[8]。其实，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书法角度进行研讨，以开拓其文学研究视域，这是一个富矿，还有相当大的发展前景。与此相关的是，不少新文学作家也是画家，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闻一多、张爱玲、艾青、汪曾祺、顾城等，像鲁迅的书籍封面装帧画、张爱玲的时尚女子图都极其精妙，而闻一多、艾青都曾留学国外学画，其画作颇有影响。沈从文在《湘行书简》和友人通信时保留了他的一些速写，绘画风格极为简凝有趣。还有，一般人都不知道林语堂曾画过“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在画面上，身穿长袍的鲁迅弯腰站在岸上，手执长杆在打落水的叭儿狗，其形象栩栩如生。而且，林语堂还写过不少画论，阐述自己的绘画观与艺术观，如在《论曲线》中的绘画观由“曲”与“直”引发，作者站在中西不同的特点来比较和分析，其见解独特而有趣。然而，以往我们的研究却较少给予关注，更缺乏深入的研讨，尤其不能站在作家文学创作的角度给予阐释，这就大大限制了林语堂及其整个新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当然，作家还有其他的艺术生活需要进一步探讨，如李叔同与音乐、林徽因与建筑等，都是扩大新文学作家研究的窗户，可以对之深入地挖掘下去。 第三，作家与收藏。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有一个重要倾向，那就是不少人都喜欢收藏，有的甚至沉溺于其间而难以自拔。如鲁迅、郑振铎、阿英、唐弢、黄裳、姜德明的藏书甚富，鲁迅还是碑帖收藏大家；郭沫若、冰心、阿英、臧克家等人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贾平凹喜收奇石和汉罐，而冯骥才则是民俗收藏的专家。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的收藏，早在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就常逛北京的琉璃厂以及各种地摊，30年代开始收藏各种古董和藏品。与此同时，沈从文对于书画、锦缎、铜镜、漆器等都有研究，并写出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著作，这不仅填补了收藏史的空白，而且也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研究的另一参照系统。就目前情况看，将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收藏分开研究，甚至对作家收藏多有忽略和熟视无睹的情况相当普遍，这就使得中国新文学研究大打了折扣。因为没有收藏参与的中国新文学作家研究，不只是残缺不全的，也是失语和无力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没有收藏作为底蕴和兴趣，中国新文学作家能有健全的生活和富有特色的文学创作，而文学与收藏之间的阻隔与会通也一定是个更大的研究课题。以贾平凹的《丑石》为例，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作品，如果离开了他的奇石收藏和对奇石的痴迷，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将“非作家”的“正业”当主要对象进行研究 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还有一种情况应该引起注意，那就是“非作家”以文学创作为业余爱好，并写出了大量文学作品。当然，如果从一般意义上说，从多角色来看，写出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非文学家”也是作家。像画家孙福熙、刘海粟、黄永玉、黄苗子、吴冠中、范曾、韩美林、陈丹青等都写出了不少优秀散文，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王充闾、梁衡、张成起、厉彦林是政治散文家，梅兰芳是戏曲散文家，而作为书法家的朱以撒在散文创作上也有不俗的表现。这类不以文学为正业的文学创作较少有人研究，即便研究也不像对于作家的研究那样全面、系统和深入。更重要的是，对其研究不应脱离他们的正业，否则就无法探讨“文学创作”在这些“非作家”身上生成的动因及其特色。以黄永玉为例，他的散文写得大胆张狂、放任自肆，如江河之奔流，似脱缰之野马，甚至没一般作家的规矩和方圆，读其文就如同喝高度烈酒，既爽快又刺激，但又总有点怪味儿。这与他画作的童心放达、富有创新是一致的。如果不从绘画与生活这一“主业”来考量，我们很难理解黄永玉散文的真谛与妙处，也无从理解其局限和不足。黄永玉曾表示：“‘隔行如隔山’是句狗屁话！隔行的人才真正有要紧的、有益的话说。”“作家有如乐器中的钢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现和功能，近百年来的文化阵营，带头的都是文人。”“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东西，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清明，倒是顾不上辈分和资格了。”[9]黄永玉曾问黄裳的女儿是否了解其父，是否见过她父亲放肆的大笑，黄裳女儿不知如何做答。于是，黄永玉说黄裳五十年前就开美军的吉普车，有一番无与伦比的丈夫豪情，这与后来痴迷于书、温文尔雅的黄裳判若两人！黄永玉喜欢收藏烟斗，其数量多达六七百个，他养过猴子、猫头鹰甚至还有梅花鹿，更养过各式各样的狗，香港有老虎狗，意大利有牛头狗，北京有温和的贵妇狗，还有来自德国的斯那萨狗，以及来自俄罗斯的高加索狗狗大、狗妹，来自阿富汗的灵缇狗五五[10]。从一般意义上说，黄永玉的爱好就是玩物丧志，但从画家观察生活、养育情趣、提高见识、培育创造性等方面来说，这无疑于是真正的生活与创作源泉。也只有从这里，方能体会黄永玉绘画的底气与创意，以及他进行文学创作的风貌与动力源。因此，从“非作家”的主业出发进行研究，以理解其文学创作，进而把握其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这是一个颇有前景和潜力的学术视域。当然，这也为研究者的品位与境界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将“两栖创作”作为研究方向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还有一种现象是“两栖创作”，即一方面是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是其他方面的创作，问题的关键是二者有时不好区分主次、正副。如沈尹默既是著名的文学家又是书法大家，丰子恺在文学创作与绘画上并蒂双修，陈从周在园林艺术和小品文写作上可谓双峰并峙，林徽因在文学创作与建筑设计上相得益彰，叶灵凤在文学与绘画上的成就难分伯仲，等等。目前，对于他们的研究还停留在分离状态，更没有看到这种“两栖创作”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优势。以丰子恺为例，在画界他被奉为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界他也享有盛誉；然而，这双面的价值并未因此使他增殖，有时甚至被双方的成就对冲、稀释或消解了。其实，丰子恺的境界甚高，文风与画风也简洁明快，有世俗的宗教情怀，二者也有可不断对语、互文的功能，研究者应该从中升华出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弥补其他非两栖类创作的局限。另如黄裳，他既是图书收藏大家又是散文名家，对他的研究至今还相当薄弱，研究者很少能从两栖性这一角度理解其境界与品位，即他身上饱含的那种宁静致远、甘于孤独、快乐超然、平淡如水的内在精神气质。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境界和品位很难达到，所以黄裳研究一直比较冷落，也处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失语甚至无语状态。像白菜豆腐的长久与美好所包含的难以言说的内容一样，至今很少有人能像黄永玉的“黄裳浅识”那样力透纸背，真正理解黄裳的精神气质与价值魅力。 总之，迄今为止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最大局限在于，就文学而研究文学者多，而与之相关的“非文学”内容较少进入研究者视野，这就带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就好像研究站立着的那个人，只全神贯注于“他和大地的接触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旦将接触面之外的土地清除掉，那么这个人不仅站不住，而且会坠入万丈深渊。因此，表面看来，支撑一人的只是脚底那两片极有限的土地，其实却离不开广大深厚的大地。如果能跳出“文学”这一限度，从正业与副业的辩证关系入手，中国新文学研究就会获得勃勃生机，进入一个全新的境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