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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中的嵇康形象，还可以从卷16“志类”下的向秀《思旧赋》中得到还原。此赋系向秀在嵇康遇害后悼念亡友所作。赋序中感叹：“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42)此赋通过哀伤与悼念，写出了嵇康的远大志向与不羁之才，同时也哀叹自己的命运险恶，令人同情。此外，《文选》对于嵇康形象的描写，还可以从颜延之《五君咏》，江淹《恨赋》、《杂拟诗》等作品得到印证。这些作品，从侧面折射出嵇康形象的丰富性。 当然，萧统《文选》对于嵇康作品的把握与编选，最根本的还是应从嵇康作品中得到对照。我们不妨从整个《嵇康集》来比较《文选》所收嵇康作品，进而讨论萧统心目中的嵇康形象以及其选录标准。嵇康的集子早在西晋年代就有流传，(43)在明代以前，多有手抄《嵇中散集》流传。今见最早的《嵇康集》是明吴宽丛书堂藏抄校本，自明嘉靖年间以后，翻刻本不少。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中收录了鲁迅的《嵇康集》校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学者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这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本子。《嵇康集校注》共10卷，其中第一卷为诗66首；第二卷是《琴赋》、《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第三卷是《卜疑集》、《稽荀录》、《养生论》；第四卷为《黄门侍郎向子期难养生论》及《答难养生论》；第五卷是《声无哀乐论》；第六卷是《释私论》、《管蔡论》、《明胆论》；第七卷是《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及《难自然好学论》；第八卷是《宅无吉凶摄生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第九卷为《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及《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第十卷是《太师箴》、《家诫》。其佚著还有《圣贤高士传赞》、《春秋左氏传音》等，但未收辑在《嵇康集校注》中。从上述所列《嵇康集》的篇目来看，萧统所见嵇康作品，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嵇康集中的作品应无大的差异。 首先，萧统对于嵇康的个性与思想学说并不完全赞同，尤其是他非汤武、薄周孔的文化观，以及一些激烈反儒的篇章，萧统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文选序》尽管说过不选孔孟圣人的文章，也不选诸子的文章，对于辩士的文章更不关注，注重“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篇什，但是萧统对于孔孟之道是深信不疑的。《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东宫。太子性仁孝。”(44)梁武帝时，南朝的儒学得到重倡，一度甚为繁兴，《陈书·儒林传》评曰：“自两汉登贤，咸资经术。魏、晋浮荡，儒教沦歇，公卿士庶，罕通经业矣。宋、齐之间，国学时复开置。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纡銮驾，临幸庠序，释奠先师，躬亲试胄，申之宴语，劳之束帛，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矣。”(45)萧梁皇室与刘宋及萧齐皇室相比，受儒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对于像《卜疑集》、《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明胆论》、《管蔡论》、《释私论》这类文章，尽管有些富有文采，但是萧统也不会选录。鲁迅先生指出：“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46)对于离经叛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思想，萧统与刘勰是持保留态度的。因此，《文选》所选录的嵇康文章中所展现出来的嵇康形象，总体说来还是比较温和的，与当时嵇康集子与现存的嵇康集子展现出来的嵇康面貌，肯定会有所不同。当然，萧统与萧纲、萧绎相比，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都要宽和敦厚得多；对于活着的文士与死去的文人，萧统总是努力去理解他们，渴望充当他们的知音。《梁书·昭明太子传》中记载：“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47)从这里可以看出，萧统的仁爱宽和，也体现在他对于文士的“和而不同”的风度上面，其主编的《文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总集类不祧之作，并非偶然。 其次，萧统对于嵇康的解读与理解，我们可以从刘勰《文心雕龙》中得到印证。《梁书》卷50《刘勰传》记载：“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48)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慨叹：“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刘勰对于嵇康的理解就体现出这种知音观念。他在《文心雕龙》许多篇章中，都对嵇康加以评论。《论说篇》中提出：“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刘勰认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与王弼、何晏等人的玄学一样，师心独见，不拘成理，为人伦之英。这也可见他对于玄学持有较为客观的评价。《书记篇》中赞扬：“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才略篇》中赞扬：“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明诗》中评价嵇康的四言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刘勰认为四言诗中，惟有嵇康等人得其雅润之本。《明诗篇》中提出：“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时序》中提出：“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从这些引证的文献来看，刘勰在各方面对于嵇康都是赞赏有加的，肯定居多。 萧统的文学观念，以及对于许多作家的看法与刘勰都是较为接近的。现有的萧统作品中，虽然没有直接对嵇康进行评价的文章，但是从《文选》所选嵇康作品来看，萧统对于嵇康的为人、为文都是很赞赏的，我们从刘勰对于嵇康的评价与赞赏中，也可以推断萧统对于嵇康的态度。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萧统对于陶渊明的评价中，推论他对嵇康的态度。嵇康与陶渊明有着相似之处，比如他们对于高情雅趣的追求，对于隐逸之志的推崇。今本《嵇康集》录有嵇康所作《高士传》的佚文，足证嵇康对于高士的推崇。高士是隐士中的杰出者，嵇康对于高士的倾心，与陶渊明的隐逸志向是相通的，他们琴诗自乐、向往自然的美学趣味，营造了魏晋风度的精神境界。嵇康与陶渊明都喜欢玄学与清谈，在玄学的自我意识中确立自我，逍遥游放。至于陶渊明的诗文风格不像嵇康诗文有时那么激烈，鲁迅先生对此分析道：“到东晋，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但鲁迅先生又指出：“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对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49)因此，嵇康与陶渊明是最能代表魏晋风度的人物，只不过是时代不同罢了。 萧统作有《陶渊明传》与《陶渊明集序》两文，《文选》中选录了陶渊明的许多诗文，他对于陶渊明的推崇，如同对于嵇康的推崇一样，并非着眼于后人所说的魏晋风度，主要致力于陶潜的风教蕴涵。在《陶渊明集序》中，萧统指出：“含德之志，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50)这里的“道”即儒家传统的立身之道。萧统将其抬高到关系个人生死存亡的大道的地位，可见他对儒家修身的重视。从这种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念出发，他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劝，何必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常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51)萧统通过对于陶渊明的感受与解读，肯定了老庄自然之道对于时流的净化与抵御意义。萧统所作《陶渊明传》也是突出陶渊明的这些为人处世之道。陶渊明当时并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钟嵘《诗品》中也只是将他列入中品，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而萧统则开掘出其中浓厚的人文精神，他自称不仅“素爱其文，不能释手”，而且“尚想其德，恨不同时”。由此可以推导出他对于嵇康精神人格与诗文作品是处于同一维度的真善美融为一体的评价。 萧统等人在编选嵇康作品时，通过对大量嵇康作品的考量与遴选，完成了对嵇康作品的接受，同时也是嵇康作品与《文选》经典化的过程。黑格尔《美学》中论古典艺术形象之美的构成时说过：“外在形象正像它所表现的精神内容一样，必须摆脱外在定性中的一切偶然性，一切对自然的依存和一切病态，必须把一切有限性，一切可消逝的暂时性的东西以及一切事务性的东西都看作纯然性因素，必须使它(形象)的和神的明确的精神性格紧密联系的那种定性得到净化，使它(定性)和人的形体的普遍形式能自由合拍。”(52)唐初编修的《晋书》受魏晋风流影响较大，在编修时多采《世说新语》的记载，因而对于嵇康与竹林名士的肯定较多，保留了嵇康形象的原初面貌，与《文选》编选中塑造的嵇康形象较为接近，显示出唐初对于晋风的赏识，以至于清代纪昀等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史部类批评《晋书》：“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於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而到了盛唐与中唐时代的许多诗人，如杜甫、王维、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则对于嵇康的养生观、离经叛道，蔑视世俗的思想行为不以为然，甚至加以指斥。(53)在这些著名诗人笔下的嵇康形象，是一个狂傲不谙世情，妄言养生而不知保护自己，慵懒无为，徒有虚名的人物，已经不是萧统《文选》中那位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这说明，嵇康形象的接受历经波折，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一直到现当代的学者中间，这些评价也是差异甚大的。(54)例如，鲁迅先生认为嵇康更能代表魏晋风度，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则以阮籍与陶渊明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这都关涉嵇康形象的定位。嵇康形象在历代的变迁，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演变的标志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