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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消失的乌托邦——论美学视野的解体与文学理论的自主性(6)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 曹顺庆 参加讨论

    具体地说,在消费时代美学相关性的变化表现为:
    1)审美的变化。按詹姆逊的说法,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社会审美趣味变化的根本标志是:崇高让位于美(优美)。崇高是在典型的精神与现实的二元结构的张力之中产生的。对立、反抗、压抑、焦虑、异化感、孤独感、分裂感、堕入深渊式的虚无等等,一直是现代主义美学的标志。“不论伟大的高等现代主义的表面政治内容是什么,它在某些一般不大明显的方面,往往对既有秩序具有危险性、爆炸性和颠覆性。”(注:詹明信(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7页。)与现实的对垒是现代主义的精神前提,此爆炸性的颠覆力量来自“距离”之外的强有力的生命冲动和无情的审视与批判。因此,在现代主义时代,审美并不是简单的消费,而是对生存的真相、对生存价值的呼唤、寻求和探索。因此,在现代主义的巅峰时期,高等文化跟大众文化(或称商业文化)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感经验范畴。但是,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大众文化与所谓高等文化之间的界限完全取消了,所有的种种主义都无法避免被五花八门的文化产业所统摄。与现代主义的崇高相比,无所不在的商业文化完全是一幅“堕落”的风情画:“举目便是下几流拙劣次货(包装着价廉物亦廉的诗情画意)。矫揉造作成为文化的特征。周遭环顾,尽是电视剧集的情态,《读者文摘》的景物,而商品广告、汽车旅店、子夜影院,还有好莱坞的B级影片,再加上每家机场书店都必备的平装本惊险刺激、风流浪漫、名人传奇、离奇凶杀以及科幻诡怪的所谓‘副文学产品’,联手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世界。”(注:詹明信(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4页。)在这幅风情画之中,“在原有的现代的崇高的位置上”,出现了美的回归和装饰,“它抛弃了被艺术所声称的对‘绝对’或真理的追求,重新被定义为纯粹的快感和满足”(注: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审美的如此变化,表明在消费逻辑的极度扩张之中公众生存状态的时代变化:人们安然浸泡于不断增多的物品/符号的凝视之中,不再有精神和现实的二元分裂,因而公众不再需要灵魂的震动和“真理”,他自足于美的消费和放纵——这是一种拉平一切、深度消失的状态,一种无需反思、不再分裂,更无所谓崇高的状态。这是消费文化逻辑的真正胜利。
    2)艺术的变化。艺术变化的标志是边界的消失。一方面,艺术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特的与现实相区别的精神活动领域的独立性,它不再是一种有完整结构和自律性边界的精神实体,而是以解体的、分化的形式全面渗入生活之中去营构生活之无处不在的“艺术情调”和“氛围”,并构成生活消费的直接内容;另一方面,“现实转化为影像”(注: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形象就是商品”(注: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如今我们无论是工作、消闲还是在旅游、娱乐,生活周遭的一切无不被商家精心设计成审美与实用功能融入一体的准艺术的消费品。物被空前地美化、艺术化,从广告到包装到实物的呈现形态,无不以最动人的姿态来欢迎我们,来引诱、挑逗和塑造我们的消费需求。在此,生活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是另一种消费编排的逻辑:经典艺术、流行文化、时装表演、天气预报和滚动播出的广告、新闻、俗套的艳情故事、凶案调查等等平行化编排在电视的平面空间正如波德里亚所指出,这样的编排秩序不是一种面目清晰的逻辑空间,而是一种文化消费的功能空间。在此空间的背后是商品体系的世界化结构。艺术和非艺术、精神产品和实用物品在商品的意义上是完全等值的,如《海德格尔文集》的价格正好等于一双高级长统丝袜的价格。那么,艺术和非艺术的界限在哪里呢?美的商业价值和实用物品的商品价值差别在哪里呢?我们看到,物被美化、艺术化的过程同时就是世界被商品化的过程。世界的商品化无声地实现在艺术化、美化之中,因此,一如经典作品与长统丝袜一起被出售,艺术化是促进世界商品化的一个环节,一个后现代的标志性环节,甚至所有反抗商品化的理论和呼喊——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都只有在有助于世界商品化的逻辑进程的时候才能被表达:实际上它只是提供了当代商品的另一种形式,一种所谓“理论的消费”,即一种在无所不在的商品奏鸣曲之中的反向的和声。于是,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只有当它在对世界的商品化有所促进,即“叫卖”和“叫座”的时候,它才实现为艺术。同时,因为越艺术化就越好卖,艺术化意味着广告化、意味着在夺目、舒适和可资眩耀的惊赞之中所包裹的实用性,因此,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已无处不是艺术。在此,艺术是无法“自律”的。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在这场艺术和功利世界的其乐融融的历史性大联欢之中,“制约它们的不是自然生态规律,而是交换价值规律”(注: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是残酷的、变动不居的利益争夺和市场竞争。在这个商品的逻辑支配一切的时代,我们的确无法想象艺术能自外于世界,还能成为另一个可反抗现实并充满反思精神和形上的乌托邦冲动的神圣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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