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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赵汤之争”这场持久论战的顽强守护者一直都是赵健秀。在他的生平和创作过程中，英美文学背景的熏陶与美籍华裔这双重身份是其文化身份冲突的根源，他将自己对时代的认知和感悟都融入了文学创作和文论建设之中。以下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作家的创作观。 （一）对华裔文化身份的强调 美国华裔文学范畴内的“文化身份”问题主要牵涉到中国文化在美国华裔社会群体中的传播流变问题，华裔移民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处境和遭遇。这些问题直接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赵健秀的创作动机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华裔文化认同感，在同行作家圈子里有“奠基人”到“邪教主”两种褒贬不一的称号，都强调了他自主自觉的文坛领袖风范。美国学者谭雅伦将他与中国作家鲁迅相提并论：“这个离开了美国华人聚居地西岸的生活经验的反思，就如鲁迅当年在日本仙台看到中国人看杀头的电影的感受一样，对当时满怀创作大志成为美国作家的赵健秀来说，是一面镜子；”并认为“在其作品里积极争取美国华裔的独立自我认同与观感，跟鲁迅在《彷徨》《呐喊》的尖锐批评当代社会的创作心态一样。”3极力称赞赵健秀有种强烈的文化自尊感，站在时代的风头浪尖，发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呐喊，以捍卫土生华裔精神为使命。这种使命感与作家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 作家走出华人聚居区踏足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后，时常面临种族身份问题，深感普通大众对华裔群体简单武断的态度，即便出生在美国，华裔还是被看作外国人。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或许植根于美国大众文化的认知模式中。在与中国学者对话交流的“访谈录”中，作家强调“美国人不想学另一种文化。文化是历史及其内容，即文学。如果你想学美国历史，就去读美国文学，从儿童文学到高中的基本文学知识。”4这一事实固然与美国建国历史问题的独特性密切相关，同时也说明了美国人的历史文化是欧洲白人移民群体用他们的文学作品来写就的，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华人华裔如果想要得到文化身份和社会认可，需要自己去呐喊和创造。 在美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欧洲白种人为主体的文化传统，由于复杂的移民种族主义问题，与其他有色族群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对话交流模式，美国的历史文化本身也处在一种自我建构、不断发展完善的状态之中。敏于时政的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文化冲突有着极为明晰的认知。创建“亚裔美国人戏剧创作坊”孤掌难鸣的困境与失败以及此后在影视圈新闻界工作的经验感受，使他深刻认识到华裔作家坚守自己立场在出版界、传媒界受到的巨大阻力，实际生活中和文学创作领域内普遍存在的互相隔膜、互不了解、难以沟通的文化氛围，就像是一堵无法突破的隐形围墙，面对这种情形，作家并未采用妥协折中的方案，反而进一步激发了顽强对抗的意志力，开始“写作就是战斗”的对抗模式。 （二）对华裔文化身份的重塑 “赵汤之争”发起之后，赵健秀的文学创作线索更为清晰，为了对抗社会中流行的负面刻板的华人印象，他力图重塑华人男子汉形象，这与汤亭亭为代表的女作家群体塑造女性形象形成了对照。他先后两次编辑出版亚裔美国文学作家作品选，入选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在于是否塑造正面的华裔男子汉形象。纵观《大哎咿！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选集》《唐老亚》《甘加丁之路》等一系列代表性作品，作家创作的初衷和立场贯彻始终，即以颠覆主流文学中的负面华裔男性“刻板印象”为中心，人物角色选择都与历史上华裔男性“刻板形象”如“甘加丁”、“陈查礼”、“傅满洲”等直接相关。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广泛使用“归谬法”来颠覆已有的“刻板印象”人物塑造，使用排除法来区分敌友阵营，并用《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主义传统来构建华裔男子汉新形象。 在国内外不少学者的评论文章对比分析赵健秀和汤亭亭两位作家的表现及各自的文学创作成就时，基本上都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赵健秀对以汤亭亭为代表的华裔女作家群体的批判评析存在私人情绪，其文论主张在针对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前后矛盾的效果，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以“赵汤之争”的直接回应者汤亭亭为例，赵健秀文论主张中出现的价值观悖谬问题十分明显。比如，他对《女勇士》的过分批评有失公允，及至《中国佬》出现之后，赵汤二人就在舆论方面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差距。此后他与汤亭亭之间互相利用对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戏仿互讽，文学作品充满了硝烟战火。 赵健秀在运用中国文化典故的问题上，受到汤亭亭艺术手法如改编中国神话、英雄传说、明清四大文学名著等，创造性地引入中国文学人物形象来达到解构“刻板印象”的目标。关于中国文化典故问题，作家曾自述，他在美国长大，不懂得中文，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才开始寻找美国唐人街或者书店里那些关于中国典籍的英文翻译作品。这些作品多半是信息不准确的英文翻译或编译作品。因而他提出的中国文化的真实性这个问题，连他自己都是需要否定的对象。他忽略了自身创作里面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漏洞，继续批判其他女作家类似的文学创作方式，不免有失公允。 赵健秀对汤亭亭的批判和攻击还带有明确的性别主义色彩。比如在批判华人“厌女症”问题上，作家不惜有意回避中国文化传统的真实面貌，与美国6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针锋相对，有意回避同时代女性作家的卓越贡献，抓住她们文学作品中的某些方面的瑕疵大张挞伐，激起广泛的不满。诚如有些文章中提出的，赵健秀致力于构建特定时期亚裔美国男子汉形象的塑造，而汤亭亭侧重女性主义视角的探讨，以女中豪杰花木兰的姿态来打入主流文坛，一扫过去华裔女子柔弱、依赖、性感尤物等的刻板印象，因而可以说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理应是同一阵营里面的合作者而非长期互讽的文坛敌手。 （三）对中国文化溯源的强化和推进 赵健秀不仅在美国华裔文坛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在“赵汤之争”论战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像一个斗士一般不知疲倦地呐喊进军。上世纪末期随着国际文坛交流的广泛推进，赵健秀还十分注重与中国学术界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 赵健秀与中国学者直接交流的“访谈录”和“部分电子邮件通信”5中清晰地显示出赵健秀对中国文化寻根问题的立场，一如既往地寻求中文原典译文的准确性，这一主张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学翻译活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此外中国出版发行的《美国华裔文学选读》一书中收录了赵健秀的作品《相聚一处》6，在作品中作家号召亚裔作家发掘中国古老的英雄主义传统，不要遗忘中国文化。在著作散文集《刀枪不入的佛教徒及其他》中，作家在全球视野下对种族文化身份问题更为敏锐，毫不妥协地坚持区分真伪华裔作家，坚持中国文化表达的真实性原则，对文化身份问题更为敏锐。比如，在《一个在新加坡的中国佬》中，作家记述他在1994年新加坡国际会议交流中的感受和文论主张，他在采访中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文论立场，对汤亭亭的批判尤为突出，他再次指出汤亭亭《女勇士》中关于花木兰的文本是伪文本，中国文化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花木兰形象。并重申：“写作就是战斗。要为区分真伪文化知识而奋战。要像孙子、孙悟空那样，眼明心亮地区分真伪华裔作家，要准确地辨认出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名字。”7 赵健秀初登文坛时的社会背景是美国政治文化立场发生巨变的时期，到了21世纪，在与中国学术界进行直接交流的过程中，赵健秀仍然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早年预定的路线走下去，深入探索华裔群体的语言融合问题，着重研究中文典籍的翻译、校正问题，关注中国文化典籍在英语翻译中的质量和数量问题。这些努力一方面展现了赵健秀坚毅执着的论战激情，另一方面也的确能够为特定背景下的美国华裔作家群体创作，提供一些启示。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二战后美国对华移民政策发生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发展繁荣，使海外华人华裔作家群体日渐繁荣。一代又一代类似赵健秀那样的华裔作家将会不断出现，移民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冲突融合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随着中国与美国学术交流活动的加强，更多的华裔作家将会直接接触中国文化，这些双向交流必然会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推动中国文化典籍在美国的接受和翻译进程，让更多的华裔作家重视中国文化原典的习得，重视中文学习。 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其大半生的文学创作和文论建设坚持高举甄别“真伪”华裔作家的大旗，艺术化地再现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华裔生活，侧重对历史、文学史的重构和华裔群体文化身份的自我构建。虽历经时代变迁,作家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将这一议题不断持续推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