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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的关注与描绘其来有自，自新文学诞生伊始，当时所提倡的“平民的文学”，正是今天所谓“底层文学”的先声。田耳小说里对人的精神世界各个层面的描绘，尤其是对底层人们各种精神创痛的探索，为这类文学开辟了新的路向，他的创作，未来值得期待的还有很多。 去年，上海的《青年报》曾经对作家田耳做过一次访谈，名为《现实的茧太厚，想破茧而出越来越难》。在访谈里，他谈到十几年以前，当他还在故乡湘西凤凰老家县城，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做的是和文学与小说创作无关的事。他谈到：“如果你在一个小县城生活，没有工作，想以写作成为作家，不混出来，你就是笑柄，混出来，你就是作家。”这种感觉，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的确不能算是多么美好。而对于愿意从事写作，希望以此为终生职业的写作者来说，内心的焦虑与痛苦也是可以想见。好在田耳并没有被“现实的厚茧”束缚住，他最终还是“破茧而出”，而刺破这重厚茧的依然是他手中的笔，凭借《一个人张灯结彩》这个优秀中篇，他在2007年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成为鲁迅文学奖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这个奖项的获得，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对其创作技艺的奖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虚构的那个文学世界的赞赏与肯定。然而，奖项的结果，从世俗眼光看，可能带来的是更多的实质性的物质与生活处境的改变。这种改变延伸到前方，给作家在现实社会中虚构自己的王国提供了世俗的合法性。也使得作家可以名正言顺的使用自己周边的生活，一笔一画地建构起他所理想的文学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多年的小城生活，对他的创作来说，是一笔不错的财富。 在田耳看来，他生活了许多年的小县城，那里的人们总是不相信身边的人，只肯相信一无所知的远方。远方对于人们总是有种蛊惑人心的力量，而当如果真的有个曾经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成为那个一无所知的远方的一部分，他们日后的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将为这个“远方的人”所占据。而在他们身边生活过的作家则与之相反，他们并非对远方没有兴趣，只是他们更愿意浸淫在身边的人与事之中，为自己的小说王国添砖加瓦，他们也以此与生活在他们身边的芸芸众生区别开来。而在我看来，田耳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 田耳的创作，一开始就较多地着眼于他所生活的湘西家乡。提到湘西，人们更多地是将其与《边城》，与沈从文联系起来。似乎湘西给予人们的刻板印象就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淳朴和宁静。但在田耳眼中，他看到更多的是曾经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底层乡邻，他们局促在自己那一方天地中，他们的生存与死亡、欲望与满足、孤独与挣扎，都被他用略显犀利的笔端，挑开呈现在外面世界的眼前。而且这种田耳周边的生活，在他的笔下驾轻就熟。他也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外衣将其包装得或悦目赏心，或五彩斑斓，从而让他的小说的可读性极强。 田耳的中短篇小说，对于底层的关注始终如一，而且对底层的“灰色”生存境况的挖掘，也是他所擅长的描绘方式。获鲁奖的《一个人张灯结彩》里，警察老黄是个足迹专家，当警察当到50多岁，还是个足痕专家，却未能混上一官半职。他从一个分局调到这个分局，之后在一个理发店认识了一个手艺不错的哑巴女，又在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哑女的哥哥。由哑女又牵出钢渣和皮绊两个罪犯。钢渣和哑巴女发生了肉体关系后，相互间在内心也找到了依赖，但钢渣却又阴差阳错地和皮绊抢劫并杀害了哑女的哥哥。最后，老黄破了这个案子。 这篇披上了侦探外衣的中篇小说，其情节性和可读性很强。不过，如果除去侦探外衣，我们可以发现的是，这篇小说所写到的底层生活，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底层有很大的不同。以往我们所认为的“底层文学”，可能希望看到的是更多底层困苦生活的展示。然而，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田耳展示给我们的是人性中更多的挣扎和无奈，以及那份浸透在每个人心底，透彻心扉的孤独感。小说里的几个人物虽然都是生活在钢城的一个城市里，每个人都很难从他人身上获得温暖。老黄早年丧妻，惟一的女儿又不在身边，在业务上是一把好手，但其实他并未能有与自己可以倾心交流的对象，只能不时地去小于的理发店借理发之机适当放松，使自己的孤寂暂时得到缓解。哑女小于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小女孩的父亲不知所踪，他们自己经营一家理发店，却没有料到和一个潜逃的罪犯钢渣发生了关系，其孤苦无助的心也仿佛是找到了慰藉，这种关系好像是她的救命稻草一样，她只有死死地抓住不放，才能排解内心无尽的荒凉。那个答应回来找她的钢渣，在阴差阳错之间杀了小于的哥哥，而钢渣最终又被老黄擒获。小说最后的结尾，是年三十的夜里，小于在理发店门口亲手挂起一串灯笼，在等待那个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