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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部田耳的成名作，是一篇另类的“底层作品”：我们在这篇小说中看到的不是一般底层人物生存的艰难，是他们那种发自本能的，无所依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可能不会如文人雅士所描绘的那般细腻精致，但质感朴拙同样也可以让人感动。可以说，田耳用这样的一篇小说，写出了“底层的孤独”，这种孤独使得我们在审视这些人的时候，获得了一种情感共鸣——毕竟人的情感具有天然共通性。 田耳在《一个人张灯结彩》里为我们展示了城市底层的孤独后，并不是一味循着这条创作道路重复自己。在另一个中篇《金刚四拿》里，他将目光投向乡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样貌的“底层”：这部获得2016年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提名奖的作品，用一种类似于荒诞和戏谑的笔法，重新思考了在乡村和城市的二元格局下，农村青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如何选择自处，以及这些青年在返乡之后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怎么被乡村社会再次承认，以便取得精神上的获得感。 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缘起的时候，田耳曾经感叹如今的乡村，“在乡下有一种现象，就是人老了，常常连抬棺材的青壮年都凑不齐了”，“我就曾见过有的人家，因为找不够抬棺材的人，就直接叫拖拉机拉走的。死去的人虽然看不到这一幕，但这让活着的人看了倍感凄凉。” 也正是基于作家对于如今中国乡村景象的敏锐观察和深切体认，田耳在《金刚四拿》里以“我”——残疾人——田拐的视角，塑造了罗家垭打狗坳进城务工后返乡的青年罗四拿。小说中的罗四拿与其父罗代本的矛盾冲突，既是天然的父子之间的代际冲突，也是某种意义的时代表征：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结果，要求城市必须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充实到城市各行各业当中去，而这些劳动力的来源只能是中国人数众多的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然而，作为曾经的农村支柱的青壮年农民兄弟，他们的离开，使得他们身后的广阔的乡村逐步呈现出“空心化”的态势，而乡村“人死无人抬”的情况也绝非个例。 《金刚四拿》里的罗四拿正是在上面所提及的背景下返回罗家垭打狗坳的，即使是经过多年的城里打工生活，他也并没有能够融入城市，成为一个“城里人”，反而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他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外乡人”。这种两难的处境，可以说在近些年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一困境，田耳在小说中为四拿找到了“八大金刚抬棺”，这种中国乡村葬礼上的仪式，通过他为大爹葬礼寻找“金刚”一事，为他赢得了乡邻的尊重和认可，重新在家乡获得地位——成为村长助理。这种认可，也对四拿精神上所急需的获得感给予了满足——有尊严的生活，恐怕是任何人都需要的。可以说，在《金刚四拿》里，田耳再次从底层的精神生活入手，将他们的精神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这种有尊严的生活和获得感的满足同样有普遍性的意义。 如果说田耳在《金刚四拿》里还可以以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笔调来回应四拿面临的困境，那么在他近期的中篇小说《附体》里，当他将目光投向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下岗失独家庭的时候，其笔触无疑是相当沉重的。小说让家庆以一个外人的身份介入表哥表嫂的生活后，他看到的是一个因失去独生子而濒临破碎的家庭真面目。在这个家庭里，痛苦弥漫在每个人的头顶，如挥之不去的乌云，压迫着每个人，性情懦弱善良的表哥，不仅要承受丧子之痛，还要面对同样经历丧子之痛而性情古怪的强势表嫂。家庆和林黎怀以及小李他们一起生活在表哥家里，虽然可以转移一下他们的注意力，但是一个人的痛苦却不能与其他人分享，人与人的沟通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尤其处于痛苦中的人们更是这样。表嫂似乎在家庆的身上看到了她早夭的儿子海程的影子，她几乎是强制性地把亡子海程的影子投射到家庆身上，家庆即使顺从了表哥的意愿，表面上扮演了海程的角色，可是这对他来说也是痛苦的——他的存在减轻了表哥表嫂的痛苦，那么他的痛苦又有谁可以体会。痛苦是人类共有的感情，不过落实到确切的每个人身上，很难说谁能体会到或者说愿意体会到他人的痛苦——每个人的痛苦有时候并不能通约。这篇小说结尾的时候，家庆终于还是没有坚持到最后，他离开了表哥家。表哥和表嫂也无法将痛苦生活延续下去，他们离了婚，并且又各自重新婚育。田耳在小说中没有让这种绝望且令人窒息的痛苦无限生长，他斩断了它，也为我们保留了希望的火种，毕竟痛苦本身没有意义，展示它也还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生活下去。 如果我们拉长一个时间段来看，对底层的关注与描绘其来有自，自新文学诞生伊始，当时所提倡的“平民的文学”，正是今天所谓“底层文学”的先声。田耳小说里对人的精神世界各个层面的描绘，尤其是对底层人们各种精神创痛的探索，为这类文学开辟了新的路向，他的创作，未来值得期待的还有很多。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