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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是一个有同人倾向的刊物，但并不是一个宗派刊物，它办刊的方针是开放性的。它在致力于展现京派文学的学院派特点之外，也对其他文学流派和风格的作品表现出兴趣，尤其是给具有强烈社会现实性的作品以不小的扶持，使其在纯正文学理想的追寻中增添了现实因素，具有了深广的人间情怀。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格局中，具有左翼文学背景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周起应(周扬)大力倡导文学的真实性：“对于社会的现实取着客观的，唯物论的态度，大胆地暴露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揭穿所有的假面，这就是文学的真实之路。”(18)茅盾则要求作家们在创作时应该把握作品的时代性，使自己的作品反映出时代运动的趋势和规律：“一篇小说之有无时代性，并不能仅仅以是否描写到时代空气为满足；连时代空气都表现不出的作品，即使写得很美丽，只不过成为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所谓时代性，我以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与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19)这样的要求在《水星》上同样反映出来。《水星》的编委中，靳以、巴金和郑振铎都是深受左翼文学影响的作家；在《水星》的作者群中，除了京派作家之外，左翼作家和以表现社会真实为主旨的作家阵营也相当可观，如：茅盾、张天翼、蹇先艾、何家槐、艾芜、老舍、丘东平、荒煤、臧克家、万迪鹤、朱雯等。难怪多年后卞之琳回忆这段经历时认为在《水星》上发表作品的大多数作家思想都有进步倾向，后来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丘东平更是走上战场，将一腔热血洒在了抗日的最前线。 《水星》发表的这类作品中，描写底层民众疾苦的题材占了很大比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对统治阶级的罪恶进行了无形的控诉，也客观展示了中国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万迪鹤的《劈刺》(第1卷第2期)描写了军队底层士兵的生活。一个被拉夫到军队当兵的人，到了军队后慢慢泯灭了人性，竟然在战场上无情地杀掉了自己的叔叔，即使面对叔叔的百般求饶也不放过，堕落的人性让人震惊；蹇先艾的《灯捐》(第1卷第5期)则描写贵州穷苦的人民被无休无止的捐税榨干了最后一滴血；张天翼的《呈报》(第1卷第4期)则写出了官吏面对人民的灾难无动于衷，丝毫也不因灾荒而免除他们的赋税。此类作品还有很多，像何家槐描写监狱犯人生活的《木匠》(第1卷第1期)，荒煤描写底层水手生活的《刘麻木》(第1卷第3期)，沈从文的《失业》(第2卷第3期)，蹇先艾的《看守韩通》(第1卷第3期)、《两个不幸的人》(第2卷第3期)，丘东平的《赌徒》(第1卷第5期)等等。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作家在描写底层人物生活悲剧的时候，并没有忽略他们身上存在的种种弱点，尤其是精神上的愚昧、麻木，缺乏抗争精神等，把社会批判和国民性的改造结合在一起。老舍的《毛毛虫》(第1卷第4期)、《邻居们》(第2卷第1期)在不乏幽默笔调中讽刺了小市民的短视、庸俗；张天的《二磨》(第1卷第6期)中的主人公二磨是一个穷苦又麻木的农民，他有句口头禅：“管他娘嫁谁，咱跟着喝喜酒。”实际上这是逃避现实、自我麻木的心态，然而这样的逃避并不能保护自己，他最终还是被抓走，这也宣告了阿Q式生存方式的破产，读来让人深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以前很少关注此类题材的作家如靳以、芦焚、萧乾等，在《水星》上也都发表了不少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如萧乾的《篱下》(第1卷第2期)，芦焚的《寒食节》(第1卷第5期)，靳以的《泥路》(第1卷第2期)、《求乞者》(第1卷第3期)、《茫雾》(第1卷第4期)等，都在较为开阔的时空背景下描写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辛酸、农村的凋敝和落后，增强了小说批判的色彩。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五四“为人生派”文学和当时兴起的普罗文学运动的延续和发展。《水星》在1934年10月的创刊号上刊载的几位作家的序言和题记很有代表性，明显反映出时代波动对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郑振铎在《〈刀剑集〉序》中抨击文坛上存在的“腐化”和“恶化”的倾向；臧克家在诗集《罪恶的黑手》序言中也开始把笔触伸向乡村，“画出了一个破碎恐怖的乡村的面孔。”靳以则更清晰地表露了自己创作转向的原因：“现在我是走进社会的圈子里来了，这里，少男少女已经不是事件的核心。这里有各式各样活动着的人，在不同的生活形式之下，他们各有自己的苦痛，这种苦痛也是我所习见的，为了想知道更多一点，我也曾更细心地观察……于是我深深地悟到展在我眼前的已不是那狭小的周遭，而是广大无垠的天地。只要我能张开我的眼睛，那将有无穷尽的事物在我眼前涌现。”而且他断然宣布，《虫蚀》“将结束了我旧日的作品”。(20)因此他发表在《水星》上的作品已经和早期重在人性解剖、描写知识分子个人心迹的作品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更深的社会层面展现了悲剧的成因，调子苍凉而悲愤。 《水星》发表的作品还有不少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感，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痛恨，拓展了文学表达的领域，如靳以的《离群者》(第1卷第1期)、《亡乡人》(第1卷第5期)和萧乾的《皈依》(第1卷第6期)等。靳以的这两部小说都以“九一八”事件为背景，着重表现了东北沦陷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巨大的精神冲击。萧乾的《皈依》则以文学史上较为少见的宗教为题材，揭露了西方传教士的虚伪、无耻，反抗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在审美形式上看更多的是一种“力”的文学，这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李健吾曾说：“时代和政治不容我们具有艺术家的公平(不是人的公平)。我们处在一个神人共怒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要容易。我们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21)这样的审美心态，必然导致不少作品没有顾及艺术的审美本质和规律，从而导致作品不同程度地充斥着概念化的倾向，影响了作品的价值。总的看来，《水星》所发表的此类作品普遍存在这样的缺陷，如缺乏深度开掘，对社会现象的揭露大都停留在表面，只是浮光掠影的描写，很少给人以灵魂的震撼；有的作家受到当时流行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影响，用观念图解现实的痕迹相当明显。艺术手段大多较为粗糙，缺乏典型化的概括，没有能够奉献出像阿Q、闰土、祥林嫂、祥子这类经典的人物形象。与《水星》上发表的圆熟、纯正的京派作品比较起来，艺术的差距也是较为明显的。 《水星》的编委们原本抱着极大的热情和信心来创办这个刊物，但后来却发生了种种的变故，编委们也各奔东西。刊物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卞之琳由于生活压力等原因，在编了《水星》第1卷第6期后到了日本，而巴金也已经于较早时候去了那里，主要的编委只剩下了靳以。后来随着北方局势的日益紧张，靳以也离开北平到了上海，《水星》出版到第2卷第9期的时候正式停刊。《水星》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由于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它成为了一个包容、风格多样而又有独特个性的刊物。不仅堪称京派文学的重镇，也为不同政治信仰、不同艺术追求的人们提供了文学阵地，丰富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版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