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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水星》编者反复声明他们所发表的稿件源自作者的自然投稿，但同时又承认它有同人刊物的倾向。既然有同人刊物的倾向，它当然有着自己的偏好和有意识的追求，甚至会有意识地扶持一批作者，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虽然在《水星》上发表作品的作者较多，但构成这个刊物核心作者的却主要是居住在北平的学者、作家和大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当时主要的京派作家，因而京派的色彩相当浓厚。比如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三篇以上作品的作者有巴金、靳以、沈从文、李健吾、郑振铎、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杜南星、萧乾、芦焚等，这里面的沈从文、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杜南星、李健吾、萧乾等基本上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几所高校的师生；其他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相对较多的作者中，周作人、废名、程鹤西、吴伯箫、罗念生、老舍、朱自清、梁宗岱、辛笛、冰心、曹葆华等也同样具有这样学院派的背景。 《水星》第一卷第二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虽然不再是政治中心，但它聚集的众多一流大学和文化机构使其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这里是名流学者和教育机构的汇聚场所，很多对文学怀抱热情的作者通过大学、文学沙龙、文学期刊等知识场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例如，由于郑振铎的影响，他所主编的《文学季刊》的很多作者来自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一段时间，《文学季刊》和《水星》编辑部所在地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就成为青年学子向往的场所：“不仅城外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一些青年文友经常驻足，沙滩北京大学内外的一些，也常来聚首。”(11)萧乾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经常去的是三座门十四号。那是《水星》和《文学季刊》的编辑部，住着巴金、靳以。在那里，不时会遇到郑振铎、卞之琳和何其芳。”(12)诗人辛笛也是其中的这样的一位青年，当时辛笛在清华大学读书，每逢周末就常到三座门大街来玩，认识了卞之琳等人，就开始向《水星》投稿。卞之琳因为发表诗作的关系认识了何其芳、李广田，随后何其芳、李广田也成了《水星》的重要作者。这种经由大学同学、师生之间的互相引见、介绍，进一步扩大了《水星》学院派的作者圈子。与此同时，《水星》的编辑还主动出击，向当时已经有很大名声的京派作家约稿，卞之琳回忆当初向周作人约稿的情形时说：“当时我协助靳以执编《文学季刊》，主要分担附属月刊(即《水星》)的编务，找知堂老人约稿，由与他相识的李广田陪去八道湾，承老先生慨允供稿。”(13)周作人应约在《水星》上发表了《骨董小记》《论语小记》和《关于画廊》等小品文。 主要由北平学院派构成的作者队伍，一方面保证了刊物纯正、高雅的艺术格调，同时也使《水星》刚一问世就得到了京派同人的关注和好评。京派作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沈从文在《水星》创刊的当月就撰文在刊物上予以介绍，称其“在国内可谓一极理想刊物，内容以纯创作为主。第一期单是小说就有六篇……内容结实，为年来任何文学刊物所不及”。(14)欣喜和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水星》不仅汇聚了当时京派阵营的主要作家，而且其发表的作品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京派文学的艺术特征，如：格调高雅、纯正，风格冲淡、平和，在温婉的笔调中挖掘淳朴而原始的人性美，始终追寻着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理想。这在《水星》所发表的京派作家的小说、散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像萧乾的《俘虏》(第1卷第1期)，李广田的《种菜将军》(第1卷第1期)、《花鸟舅爷》(第1卷第6期)，沈从文的《虎雏再遇记》(第1卷第1期)、《湘行散记》(第2卷第1、2期)，李健吾的《看坟人》(第1卷第2期)等都是此类的作品。萧乾的《俘虏》以童年的生活为题材，赞颂了孩子之间纯洁、天真的友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京派作家喜欢以儿童生活为题材，这正是他们追求美好人性、抗拒都市文明的流露，因为这种淳朴、美好的人性往往在儿童身上表现得最为自然。沈从文的《虎雏再遇记》《湘行散记》一如既往延续着作家对生命和人性尊严的思考，在歌颂湘西原始文明所孕育的健康、充满活力生命的同时也融入了作家隐隐的担忧。实际上，京派作家所表现的这种原始文明更多地带有一种牧歌的情调，它在现代文明的侵蚀和冲击下已经摇摇欲坠，悲剧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李广田的《种菜将军》悲凉的结局就为它做了很好的注解。《种菜将军》中的“将军”曾经是一个受人尊重、风光无限的民团团长，他善良而富有人情味，然而在时代巨变的裹挟和冲击下，他不可避免地陷入悲剧的命运，晚景凄凉，穷困而死。《水星》中的这类作品和京派作家所孜孜以求的文学理想显然不谋而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