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道德判断，作者写的就是活生生的世相和未经矫饰的人心。在生活的夹缝和无可抗拒的时代洪流里，他们要顾念的就是头顶一方被鸽棚遮蔽的天空，是做鞋子的楦头，是每晚烫脚时的酣畅淋漓，是菜篮子里的菜蔬葱姜，是钢精饭盒半两粮票，是过街楼下古井旁的东家长西家短，是随大流革命生产红旗扬。 作者处理“恶”的笔调亦十分有趣，在特殊时代和情境里，人心的“恶”被放大，但是，“恶”究竟是什么呢？也许我们不能一味地谴责“恶”，在小说中，“恶”常常有着诱人的地方，甚至令人着迷，因为它提供动态变化，提供未知，而和谐的美好却往往是静态的，缺乏活力，甚至失之僵化。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外来皮匠（滨海小白脸）与小皮匠“先比文后比武”，企图鸠占鹊巢抢夺地盘，这样的桥段本可处理得险象环生，作者却写得如同杨子荣与土匪用黑话斗智，一来二去颇有生趣。再如，“文革”中居委干部马樟花被批斗时，仍要装文雅，让斗她的人“等一歇再斗”，因为她要“出恭”，造反派却误听为“出工”，于是，“出恭”二字引发出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误会，引得看热闹的人“眼泪都笑出来了”。这是“恶”的滑稽。 然而最终，看似没心没肺的“大耳朵”反复念叨的还是“全世界真正关心我的，待我好的，只有三个人，三个都是女的。一个是阿娟，一个是顾老师，还有一个是闸北的姨婆”。也只有写到这三个女人，戏谑和冷峻的笔调才稍稍收敛，带上一层柔性微光：写干姐姐阿娟，“我喜欢嚼阿娟嚼过的东西”；写顾老师，“顾老师的脚背很白很细腻，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细细的淡蓝色的血管，脚背上面像是覆盖了一层糯米纸，闪着莹亮的光”；写姨婆，“坐在床横头，正在给墙边的一只老鼠讲故事”。但是，这三个女的，没有一个得善终：阿娟成了新疆知青，被人弄大肚子，落魄逃回上海时已不成人样；顾老师生孩子当天因胎位不正大出血而死；姨婆则跳苏州河而死。“同和里”中的人物群像各有各的命运，最传奇的还是居委干部杨招珍，“文革”中被打了几十个耳光，居然因祸得福，原本一张丑陋歪脸被打回“原形”，恢复了端庄秀美的容貌——不知这个细节在生活中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我宁愿相信它的真实，一个孩子眼中认定的真实。成年人早已被生活的尘土遮眼蒙心，人们误读了世界，反倒说是世界欺骗了我们。这个时候，儿童的心和眼睛所感知到的那些笑中带泪的游戏式荒诞，大概才是生活的真相。 王承志是一个“小说新手”，正因毫无所谓“主义”束缚，也无任何“出名”压力，抱着退休后写写玩玩的心情，开始构筑盘桓在他心中数十年的“同和里”。就像一个嗜酒人，打开一坛多年前无心酿下封存已久的老酒，他嗅到醉人的醇香，那是纷涌而至的记忆和融入血脉的真生命的体验。虽然他并不拥有老到的创作经验和纯熟的技巧，但是，依赖着蓄养多年的艺术感觉和积累，在纯文学最需要的生活质感和细节那里，他是一个可以傲视其他小说创作老手的“富翁”。他提炼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动用了前半生最宝贵的生命财富，我相信，那个创作中的他的心是燃烧着的，无需卖弄技巧，无需故作呻吟，无需虚晃一枪，无需搜肠刮肚，到了这个时候，他有了很多“不得不”：不得不写那些微小的却让人过目不忘的小人物，不得不表达积蓄于胸时刻要喷涌而出的情感与思考、幸福与泪水，不得不将骨子里的那个智慧幽默甚至有些狡黠的自己和盘托出——他要写一个黑色幽默的上海、一个剥去外衣赤裸裸的上海、一个已然消逝却又活生生的上海：困窘中有着甜味，卑微中藏着高贵，平庸中透着卓异。 庆幸的是，王承志没有被一众关乎上海大红大紫的文学作品误导，没有跟风与模仿，他自然而然地写了他所认为的真实的上海和逝去的岁月，而恰巧，《同和里》的故事与大多数上海人记忆中的历史妥妥帖帖地重合在了一起。 ■创作谈 回到石库门 王承志  很多年前，上海市中心的一座老戏院要拆了。那座戏院叫瑞金剧场。得到消息，大家都涌去拍照片，我也去了。心绪复杂，说不清是凭吊还是要留一个念想。有个戴鸭舌帽的老人还捡了一块砖头放进包里。不是说这座戏院有多重要，而是每一座建筑都渗透了这个城市的记忆。记忆总是敌不过推土机的。在此之前，我自小居住的石库门弄堂因为造高架路被推倒了。这几十年，上海的版图一直在变，日新月异。不光是瑞金剧场，绝大部分的老剧场和老电影院都拆了，石库门弄堂也所剩无几。以后再要看老建筑，只能从照片里看了。 有人讲，不要紧，拆就拆了，我们上海还有新天地，还有田子坊。有些外地游客不知道，跑到上海看石库门，就跑到新天地去，觉得上海果然高大上，上海的石库门里是卖咖啡开画廊开酒吧的。再跑到田子坊去，觉得上海的弄堂太厉害了，里面是烧印度菜泰国菜的，弄堂里是印度飞饼飞来飞去的，太浪漫了。其实，真正的石库门弄堂的生活，每一天是从生煤球炉倒马桶开始的，平庸而且琐碎。上海一半以上的人口，就曾经居住在这样的石库门弄堂里。确实，上海有十里洋场、风花雪月，小资情调也很足，但上海还有另一个面，而这个面被或多或少地淡化了，那就是石库门弄堂里面，普通老百姓规规矩矩、风浪不惊的生活。也许，石库门弄堂里那些芸芸众生的人情冷暖，才是滋养上海人纯真品格的最初一刻。 看过一部法国电视片《人类》，这部片子采访了2000多个人物，全部是最卑微的普通人，无名无姓。其中一个好像是马来西亚的妇女，问她什么叫快乐。她讲快乐就是在家里喝牛奶，然后等着自己慢慢发胖；而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小房间里跟自己喜欢的男人做爱，讲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没有丝毫淫荡，而是洋溢着圣洁的光芒。这部片子记录的全部是底层人物的情感，真实动人。还有一个黑人小伙子，问他什么是幸福，他觉得他得到第一辆摩托车的时候，在沙漠上风驰电掣，那就是幸福。他表达对这辆摩托车的喜爱和珍惜时，他说恨不得每天晚上把摩托车放在床上，为它盖上被子。这样的语言太精彩传神了。这个摄制者名字叫雅安·阿瑟斯，最初是搞热气球摄影的。他说当热气球缓缓升空时，视角变了，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写《同和里》的时候，几乎跟他有相似的感觉。我写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你回过头去表现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历史，光影飞逝掠过岁月的风尘，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震颤。熟悉和陌生交杂在一起，旧日的记忆和崭新的感悟融合在一起，忍不住想流泪。写《同和里》的过程，我是在向我们这一代的童年和少年致敬，在向我居住过的石库门老弄堂致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