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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减租减息”而不是“土地改革”。虽然清算了刘锡元，但并没有把他家所有的地都收走，刘忠家里还有“四十来亩出租地、十几亩自种地和这前院的一院房子”。农民把地主打倒了，分了地主的土地、房子和浮财，那么这些土地和财产分给谁呢?这又显示出赵树理的别具匠心，他从二姨写到安发，写安发的原因不仅仅是二姨要去找自己的弟弟，更重要的是安发这样的老实人——从前文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只会谈“庄稼话”的老实人——“减租减息”也给他带来了好处，分了一处房子给他。那么，清算地主的土地究竟分给谁了?赵树理通过狗狗和小昌的儿子小贵之间的关系，引出小昌老婆与安发老婆的冲突： 二姨问“北房里住的是谁?”(这又是一个空间上的划分，可以和聚财家里的空间分布对照来看——引者按)。安发说：“说起来瞎生气啦，这一院，除了咱分这一座房子，其余都归了小昌。”二姨问：“他就该得着那么多?”安发说：“光这个?还有二十多亩地啦!人家的‘问题’又多，又是农会主任，该不是得的多啦?你听人家那气多粗?咱住到这个院里，一座孤房，前院都是刘忠的，后院都是小昌的——碾是人家的，磨是人家的，打谷场是人家的，饭厦和茅厕是跟着人家伙着的，动手动脚离不了人家。在咱那窟窿房里，这些东西，虽然也是沾邻家的光，不过那是老邻居，就比这个入帖多了!” “前院都是刘忠的，后院都是小昌的”，安发的这个话带出了“新问题”，清算地主之后，打倒了一种“不平等”，有没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打倒了刘锡元，为什么小昌又起来了?尽管小昌原来也是受苦受穷的，但他现在为什么一下“牛起来了”?这时，那个关键的人物“老拐”又出现了。就像竹内好说的那样，赵树理的小说无一处有闲笔。前面老拐来帮忙，带出了村里的阶级分化。这次老拐又出现了，正好是来拜年，问题当然是如老拐这样的穷人有没有从“减租减息”中得到好处?二姨笑着说：“老拐!你就没有翻翻身?”老拐也笑了笑说：“咱跟人家没‘问题’!”什么叫“没问题”?其实是一个“新问题”。安发说：“你叫我说这果实分的就不好，上边既然叫穷人翻身啦，为什么‘没问题’的就不能翻?就按‘问题’说也不公道——能说会道的就算的多。” 在这段对话中，赵树理忽然很触目地插入了“问题”这个农民相对陌生的词语，前后的对话都用的是农民的口头语，唯独“问题”不是农民的口头语，而且农民也不一定清楚“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具体而言，“问题”指的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把剥削关系揭示出来叫“有问题”，所谓“清算”也即清算这种剥削关系；假如地主与你没有剥削关系，清算出的地主的财物也就跟你没关系，这就是“没问题”。关键的是赵树理为什么要用“问题”这个词，而且特意打上引号。实际上他通过这个打上引号的词语，表明了区上工作队的“减租减息”只是做成了一锅“夹生饭”，表现为工作队用农民不太理解的新名词，硬生生地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语言中。农民即使会说“翻身”“问题”等新名词新说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很好地理解这些“名词”“说法”背后的含义。虽然农民不能自觉地把工作队所说的“问题”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但也能自发地发现清算的果实分得不公平，就像安发说的那样：“像小旦!给刘家当了半辈子狗腿，他有什么‘问题’?胡捏造了个‘问题’，竟能分一个骡子几石粮食!” 小旦本来是地主家的狗腿子，可是会见风使舵，就在“清算”中成了“积极分子”。回到小说的题目“邪不压正”，表面上看邪正分明，刘锡元是“邪”，受压迫的农民是“正”。可是在“正”与“邪”之间，往往还有“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就会出现像小旦这样的人物，他根本不是地主，也成不了地主，好吃懒做，还抽大烟，给他多少地，他吃的吃，卖的卖，永远是穷光蛋。如果按照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那么小旦只能是贫农，但他作为流氓无产者，见风使舵，直接转化为“坏干部”。所以安发这样说“小旦”：“不用提他了，那是个八面玲珑的脑袋，几时也跌不倒!”(16)那么，正邪之间的“灰色地带”究竟怎么处理?共产党、八路军和工作队该如何对待小旦这样的人物?这是赵树理在《邪不压正》中提出来的严峻的问题。在根据地，往往因为小旦这样的“坏干部”，使共产党之前取得的成就化为乌有，影响老百姓对于“新力量”的认同。(17) 在新的形势下，由“旧历”中秋节标志的传统农村世界在经受“民国”以来的变动后，再一次因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到来，开始发生某种新变化。这些变化对村里哪些人产生了什么样影响?安发分到一间房，老拐什么也没有得到，小旦和小昌好像“发了”，而且变得“牛气了”。……那么，聚财家发生了什么变化?“说理”的问题又再一次出现了，软英应不应该与刘忠退婚?二姨去找大姐也就是王聚财的老婆，王聚财老婆告诉妹妹，在应不应该退婚这件事上，父亲与女儿完全闹翻了。王聚财和软英为什么闹翻了?父亲有一套父亲的道理，女儿有一套女儿的道理，两套道理通过二姨表达出来。通过这两套不同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出王聚财代表了老一代的农民，而软英则是成长中的新一代农民，他们面对八路军、共产党带来的新变动，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首先看王聚财怎么对二姨说这件事。二姨先去探王聚财的口气。王聚财说：“年轻人光看得见眼睫毛上那点事!一来就不容易弄断，二来弄断了还不知道是福是害!日本才退走四个月，还没有退够二十里，谁能保不再来?你这会惹了刘忠，到那时候刘忠还饶你?还有小旦，一面是积极分子，一面又是刘忠的人，那种人咱惹得起?他们年轻人，遇事不前后想，找出麻烦来就没戏唱了!”按王聚财的理解，这个世道究竟有没有变，我们不知道，要看看再说。这就呼应了小标题“看看再说!”。更重要的是，王聚财心里面所想的并不仅仅是“看看再说”，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打算，这个打算代表了中国农民对世界更基本的看法，如果说“算账”，这也是“算账”吧，但不是现代经济理性的算账，而是传统小农经济的算账。这就是看你会不会“过日子”。他说小宝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人，不会为自己打算：“去年人家斗刘家，他也是积极分子，东串连人，西串连人，喊口号一个顶几个，可是到了算账时候，自己可提不出大‘问题’，只说短了几个工钱，得了五斗麦子。人家小旦胡捏了个问题还弄一个骡子几石粮食，他好歹还给刘家住过几年，难道连小旦都不如?你看他傻瓜不傻瓜?只从这件事上看，就知道他非受穷不可!要跟上小宝，哪如得还嫁给人家刘忠!”王聚财是一个中农，他的“算账”，就是如何为自己着想。所谓小农意识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上，决定了他光会为自己着想，不会为别人想。而小宝这样的农民，只为别人想不为自己想，在王聚财心目中，这就是不会“过日子”的表现：“嫁刘忠合适就嫁刘忠，嫁刘忠不合适再说，反正不能嫁小宝!”王聚财斩钉截铁地说了这个结论。“聚财说了这番话，二姨觉得‘还是大姨夫见识高!应该拿这些话去劝劝软英。’”二姨认同了王聚财对小宝的判断，也认为小宝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不能把女儿嫁给他。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对一个人有没有出息有一套自己的理解，而且看起来很有道理。 接下来，二姨就去劝软英。软英也对二姨说了一番道理。软英要嫁给小宝，不愿意嫁给刘忠。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简单地反抗自己的爹，和他对着干。她说：“要以我的本意，该不是数那痛快啦?可是我那么办，那真把我爹气坏了。爹总是爹，我也不愿意叫他再生气。我的主意是看看再说。刘锡元才死了，刘忠他妈老顽固，一定要他守三年孝。去年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二十七天还能变了卦，三年工夫长着啦，刘家还能不再出点什么事?他死了跑了就不说了，不死不跑我再想我的办法，反正我死也不嫁给他，不死总要嫁给小宝!”软英说完了，二姨觉得这话越发句句有理。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两套道理放到一处是对头，不过也有一点相同——都想“看看再说”，都愿意等三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