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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道理” 小说的题目“邪不压正”是一个成语：“正”和“邪”之间的关系，最终必然是邪不能压正，正压住了邪。但小说的开始，说的却是“邪”压住了“正”。开始时谁是“邪”?当然是地主刘锡元，他向王聚财家强行提亲，要把他们家的十七岁的闺女强行娶过来。让她嫁给刘锡元家的儿子，这个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娶过老婆，老婆死掉了，现在要娶第二个老婆，叫续弦。续弦是强迫王聚财，不管你答应不答应，就要把你的女儿娶过来。故事一开始，其实不是“邪不压正”，而是“邪”压住了“正”。所以，第一个小标题“太欺人呀!”你一看“太欺人呀”就知道说的是这种正邪关系——这篇小说的每一个小标题是引用小说中人物所说的话，都打上引号——这个“太欺人呀”一开始展现出的恰恰不是“邪”不压“正”的局面，而是“邪”压住了“正”的状况。 小说的第一句话就点明了这个正邪关系的来龙去脉： 1943年旧历中秋节，下河村王聚财的闺女软英，跟本村刘锡元的儿子刘忠订了婚，刘家就在这一天给聚财家送礼。 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样样俱全，一看特清楚。不过，特清楚的事情很可能在阅读时就滑过去了，表面上看，这几句话是介绍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样几个要素。但这里面并不简单。大家注意“1943年旧历中秋节”。这一个对时间的表达把“1943年”这个“公元纪年”和“旧历”也即“农历纪年”的“中秋节”并置在一起。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一般用“农历”来纪年月日，这样和干农活相匹配。小说故意用“1943年旧历中秋节”这样一种杂糅的方式，来记录故事发生的时间，赵树理是为后面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1943年作为“公元纪年”，代表的是一种农民还没有意识到的，但又即将深刻改变农民生活的这样一种时间记录方式。(12)这种时间记录方式如果落实到后文，就知道它是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纪年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公元纪年”的普遍确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从此再也不用所谓“民国几年”了，在正常场合也不再使用“农历”了。所以，这个“1943年”作为“公元纪年”，可以说它是一种现代的时间记录方式，正好与旧式的、传统的时间记录方式区别开来了。 仅就“现代”而言，“公元纪年”和“农历”很容易区分开来，但“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所以，赵树理在小说中，还需要处理“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的关系。因为“民国纪年”作为一种与“农历”相区别的时间记录方式，在某种情况下也代表了“现代”对农村的改变。然而正如小说所描述的，这是怎样一种改变啊。王聚财回忆他与刘锡元家关系时说： 我从民国二年跟着我爹到下河村来开荒，那时候我才二十，进财(就是王聚财的弟弟——引者按，下同)才十八，刘家(就是刘锡元家)大小人见了我弟兄们，都说‘哪来这两个讨吃的孩子?’我娶你姐那年，使了人家(指刘家)十来块钱，年年上利上不足，(就是借了钱要交利息，每年上利上不足，就是利息都还不足的话，带来的一个结果怎么样呢，也就是)本钱一年比一年滚的大，直到你姐(你姐指的是聚财老婆，因为他的这个话是对着安发说的)生了金生，金生长到十二，与给人家放了几年牛，才算把这笔账还清。他家的脸色咱还没看够?还指望他抬举抬举? 这段话相当清晰地呈现出与“民国纪年”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图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王聚财他爸带着两个十八岁、二十岁的壮小伙子到下河村来开荒，那个时候刘家就是地主了，最终的结果就是王家欠了刘家一屁股债。从“民国二年”到“1943年”，也就是二十年过去了，结果是好不容易才把这个账还清楚。在赵树理看来，“1943年”不仅表征了一种新的、现代的时间记录方式，而且代表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只是要改变“农历纪年”标示的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更要解救因为有了“民国”的介入而变得日益贫困的农村社会。 “民国纪年”带来的是农村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刘锡元家越来越有钱，变成了当地的一个大地主。赵树理的其他作品也和《邪不压正》一样，不断地在农民和地主之间“算账”，这个账往往和土地出租的“租”或借钱的“息”有关系。“收租”和“收息”的结果是地主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农民既然越来越穷，还不起地主的债，只能把土地卖给地主，变成了少地或者无地农民，最终由“自耕农”沦落为“佃农”。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剧以及土地愈益集中、农民愈益贫困这种状况恰恰是在民国这些年中发生的。费孝通1938年写的《江村经济》，指出土地的问题成了当时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费孝通那时候在英国留学，他不赞成当时的农民革命，但他还是在书中强调，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革命的力量，就是那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的欲求。所以，不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国民党要想打败共产党、打败红军，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解决“赤化”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在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性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的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13)费孝通在1938年说出这样看似激烈的话，我们就会明白民国所导致的农村的贫富差距和土地的问题已经显得多么的尖锐。 因此，小说的开头看似平淡，却包含了深广的历史内容。这些内容通过对“时间”不同的表述显示出来，“时间”成为了理解这篇小说的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同时间所对应的是不同的力量、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习惯，譬如与农历连在一起的是农民的传统习惯以及跟这种传统习惯联系在一起“礼俗社会”。所谓“礼俗社会”，也即维系农村社会的是靠礼数、讲习俗。小说写小旦那么坏，村里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东西，但见了面还要叫“小旦叔”，就是不能撕破面子；虽然地主刘锡元是来聚财家逼婚的，同样“礼数”不能缺，譬如说生客吃什么熟客如何接待，小说中就有很多交代。问题在于，当八路军、共产党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如“减租减息”“婚姻自主”乃至“土地改革”等，介入并影响到传统社会，那么传统农村会发生什么变化?具体来说，聚财的想法会变化吗?软英和小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是怎样产生的?小昌发生了什么变化?小旦为什么也会发生某些变化?……这些变化都与新的因素介入到传统农村社会密切相关。小说开头的时间看上去是简单的几种时间纪年的并置和杂糅，背后蕴涵的意味却非常深厚复杂，耐人寻味。 说清“时间”之后，就交代“事情”：“下河村王聚财的闺女跟本村刘锡元的儿子刘忠订了婚”。这个事情看上去同样很顺，村子里面两家人的闺女和儿子订婚，岂不是一件好事?在农村，类似的事情可能每天都在发生，而且中秋节也是一个好日子，亲家来给王聚财送礼，可为什么“十五这天，聚财心里有些不痛快”呢?小说没有交代，留了一个悬念，而是宕开一笔，写这时家来了一个人，“恭喜恭喜!我来帮忙!他(指王聚财)一听就听出是本村的穷人老拐。”为什么在来的这个“老拐”前面要加上“穷人”这个限定词，是为了马上显示出“阶层”和“阶级”的问题。聚财家不是“穷人家”，来他们家帮忙的老拐才是“穷人”，从这儿至少看出这个下河村已经有了“阶层”之分。“这老拐虽是个穷人，人可不差，不偷人不讹诈，谁家有了红白大事，合得来就帮个忙吃顿饭，要些剩余馍菜；合不来就是饿着肚子也不去”，这算是介绍老拐的来历。我们都知道，赵树理的小说笔法以明白晓畅为胜，甚至有人会认为他的写法太通俗，但通俗并不等于呆板，恰恰相反，赵树理的写法相当灵动，他在小说开头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告诉读者哪一年哪一天哪一家的儿子和哪一家的女儿订婚，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画面，为了打破这种静止，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就是穷人老拐。在交代“穷人老拐”的来历时，透过他的眼光立即把王聚财家和刘锡元家的关系勾勒出来：“像聚财的亲家刘锡元，是方圆二十里内有名的大财主，他偏不到他那里去；聚财不过是普通庄户人家，他偏要到他这里来。”以穷人老拐的视野把上河村的阶层和阶级的分化显示出来了。刘锡元是地主，王聚财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庄户人家，但普通的庄户人家也比穷人老拐的生活状况要好。由此，上河村至少分成了三种人：第一等是上层的地主，中间一层是像王聚财这样的普通农民，然后还有一些穷人。老拐为什么要去给人家帮忙?因为他家里太穷了，没吃没喝的，通过帮忙可以要点饭要点菜。小说到此为止，还没有交代王聚财为什么心里不痛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