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性精神，顾名思义，是与“诗”相关的一种“人”的思想意识、心理状态、思维活动、审美诉求。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传统深深地影响了小说的发展，也由此产生了所谓“诗体小说”或曰“诗化小说”这一另类文学样式。 那么诗性精神的内涵具体来说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以目前学界的共识，大概主要有四点：一是抒情性，或浓烈炽热，或含蓄蕴藉，但要具深情之美；二是哲理性，或朴实无华，或艰深晦涩，却充满智慧之思；三是意境美，或平淡秀逸，或繁芜靡嫚，而不乏诗意气韵；四是人性美，或自在超然，或苦闷悲惨，惟观照人之命运。它们之间又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有着相互之融合。简单来说，前两者是情与理的统一，是“深情兼智慧”，后两者是物与人的合一，是“立象以尽意”。 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中国文学的性质、方向、任务与艺术风格，其中即呼吁广大作家转变创作立场，改造世界观：放弃个人立场，转到工农兵以及党和人民这边来。其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斗争基本上就被规定在这个政策框架内，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当代小说发生的前提。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就的，并成为那一时期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虽然他们在思想倾向上无一例外都是表现政治正确，但在艺术风格上却也可圈可点，比如赵树理小说的民族风格，乡土气息浓郁，审美情趣独特；丁玲的小说依然能看出五四时期的流韵，在人物形象刻画和心理状态描写方面，不失生动和复杂；周立波的小说，善于表现各种场面，语言简洁利落，颇有古典小说的痕迹。 孙犁和汪曾祺就是两位始终坚持自己个人风格的作家，而且两人的创作又堪称“诗化小说”的典范，始终流露着或浓或淡的诗性精神。孙犁的《荷花淀》我们几乎是耳熟能详的，人性之纯美、品性之崇高，在革命年代也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写就的《风云初记》，以及后来发表的《铁木前传》虽然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但其艺术成就已经远超同期许多主流作品。陈晓明曾评价《铁木前传》说：“淡雅、清澈，一点感伤的浪漫气息，细致微妙的心理描写，所有这些，都如同水墨画的意境在我们面前展开，这可能就是汉语小说的极致了。”如果我们以此标准对照诗性精神的内涵，基本上也是完全吻合的。孙犁的小说，注重抒情性、注重意境美、注重哲理意趣、注重女性之美，因此，我说孙犁的小说写作是一种诗性精神的表现，应该是不为过的。再说汪曾祺，汪曾祺的名世主要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受戒》《大淖记事》等，这些小说在结构上都比较松散，但在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表达上都有着唯美化的追求。汪曾祺长于抒情，善于在世俗生活中发现诗意之美，表现诗性之思。其实，在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中，这种诗性精神已经深藏其中。1940年，汪曾祺发表了《钓》《翠子》《悒郁》三篇小说，其中《钓》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汪曾祺的最早的小说，这篇小说深具意识流般的表现手法，结构虚实相生，语言古典优雅，意境平淡优美，颇有一种哲理性的思辨之美。《翠子》和《悒郁》两篇则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心理状态的描摹等方面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寄托，这些在汪曾祺以后的小说创作中是贯穿始终的。从1940年开始，至《受戒》《大淖记事》发表，汪曾祺共发表了40多篇小说，其中《猎猎》《河上》《结婚》《鸡鸭名家》《邂逅》等等，都是颇有诗性精神的唯美篇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