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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理论”与文学理论的联姻中取得进展 最近卡勒在中国所作的题为《当今文学理论》的演讲(21)中，指出了当今文学理论有六个方面的新进展，即叙事学的复兴，德里达研究的复兴，伦理学以及动物伦理研究转向，生态批评的兴起，“后人类”理论的提出，回归美学。按说这一说法在概念上是存在错位的，这六个方面除了“叙事学的复兴”和“回归美学”在字面上与文学理论相关之外，其余按通常界定均不属文学理论问题，而只能算作“理论”。即便是上述两个方面，它们取得的新进展与文学理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叙事学的复兴”主要体现在“当今的叙事学试图与认知科学相连，研究大脑处理信息的原因”，而与以往结构主义叙事学将语言学当作模本，试图生产类似于叙事语法的东西有所不同；而“回归美学”则体现在对于新数字媒介、超文本以及计算机游戏的世界展示出新的美学问题的考量：“从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的转移将会对文学观念与今后的文学理论产生影响吗？”其中所涉及对于认知科学、人脑信息处理以及新数字媒介、超文本、计算机游戏的研究，大体仍属“理论”的范畴。那么，卡勒何以将这些方面统统归入文学理论的新进展呢？ 卡勒有其独到的见解，而这还得从“理论”说起。在他看来，以往的文学研究存在着明显缺陷，它起码有两点不足：其一，以往许多文学研究只是一种陈旧的、衰老版的历史，它仅限于在历史的语境中了解作者及其对文学史的贡献，而不考虑作为文化实践的文学如何起作用，不考虑如何表达在文化层面上最有趣、最有挑战性的东西；其二，以往文学研究基于“细读”的观念，认为直接接触文本的语言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吸收借鉴其他方法的构架。而“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研究的重新定位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它促使文学研究从原先的局限中抽身出来，借助“理论”中那些有关历史、哲学、语言、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的概念以解决文学本身的问题，从而揭晓了一个事实：文学研究不仅与语言相关，而且也牵涉许多其他问题。总之，“理论”带给文学研究更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一重要转折开始于1970年代晚期，新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酷儿理论等理论模式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 由此可见，如今“理论”已经成为文学研究接受的既定事实，融入了文学研究并改变了文学研究的学术图景和专业特点。可以预测，在未来的较长时间内，只要讨论文学理论的问题，便绕不开“理论”问题，反之亦然。它们的区别只在于主次之分、轻重之分，而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对手之分、敌我之分。因此卡勒说：“由于文学理论不仅是文学性质的理论，而且指大量的对于文学来说是重要东西的理论作品，所以正在发生的东西不是某种系统的变化，而是优先权的改变，特殊领域的改变，有时也是新的思考范围的变化。”(22)也就是说，如今文学理论的学术图景就是由文学理论与“理论”按照一定的配置和关系建构而成。不过在文学理论与“理论”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比起文学理论来，“理论”更加活跃、更加新锐也更具挑战性，而这种精神活力来自它的混杂性、综合性和学科间性，所以它往往成为刺激、唤起和感召文学理论的强大动力，成为打破僵局、扭转定势的激活机制。因此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文学理论的学术图景中，只要轮到文学理论出场，往往就被“理论”抢了风头。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卡勒在演讲中说的是当今文学理论的进展，但却是种种“理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之所在。 卡勒将上述理念运用到对于文学理论的建构之中，将其视为值得推崇和褒奖的新原则。他2010年3月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以“韦勒克文学理论奖”评委会主席的身份作了题为《理论在当下的痕迹》的演讲，对于近年来美国文学理论界堪获这一殊荣的优秀著作进行评点，指出像弗莱什《应得的惩罚》这样的著作让文学理论领域的前景变得更加光明。该书采用“进化生物学”这一新潮理论，论证了读者对于小说和叙事学的兴趣植根于人们天生秉有的道德偏好之中，求解了那些宣扬劝善惩恶之类道德观念的文学作品何以使人获得快乐的原因，并将这种求证凝练为一以贯之且简明扼要的理论框架。卡勒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这看上去是一次进化理论与文学理论传统颇具创意的联姻。”(23)总之，卡勒力图说明，对于在文化研究中涌现的种种“理论”仅仅表示不屑一顾和拒之于千里之外是草率的，合理的态度是重视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相互依存关系，倡导二者之间的互补双赢和共存共荣，并在此基础上推助文学理论的复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