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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索绪尔——“语言与言语”之再辨析(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 胡亚敏 闵建平 参加讨论

    三、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的误读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以《教程》为主要文本所接受的索绪尔思想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正是这种片面性,为经典叙事学日后陷入其理论困境埋下了“祸根”。罗兰·巴特这位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S/Z》这部转向后结构主义的经典之作中做了精辟的阐述。“据说,某些佛教徒依靠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在单一的结构中,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这些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宏大叙事结构,(为了检验)再反转来,把这个大结构施用于任何故事。这真是个令人殚精竭虑的任务……而且最终会叫人生厌,因为作品(texte)会因此显不出任何差别。”[15](P55)到头来文学批评是在证明所有的文学作品在说同一件事,这一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正在于经典叙事学的方法论,而之所以出现方法论的问题,又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误读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为什么这么讲?
    第一,《教程》最后一个警句——“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3](P323),戈德尔通过考证,“在索绪尔本人的札记和学生的笔记中都没有找到,因此断定是编者所加”,而非出自索绪尔本人。这句话“确实也表现了索绪尔的部分思想,但不能说是索绪尔语言哲学的完整概括”[5](P9)。如果据此便认为索绪尔只重视语言研究而反对言语研究,或者不重视言语研究,就背离了索绪尔思想的整体语境。
    第二,索绪尔在强调语言时并没有排斥言语。一方面,他强调语言和言语“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3](P41),两者对立统一于言语活动中。“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对应的,而且其中的一个要有另外一个才能有它的价值”,“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括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乍一看来,把这个系统和它的历史,把它的现状和过去的状态区别开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3](P28-29)另一方面,索绪尔也充分认识到了言语对于语言的重要性。首先,语言源于言语。语言“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3](P30),“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3](P41)。其次,语言的变化源于言语。“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3](P41)换言之,言语是语言变化的根本动力。“事件是状态之因”,“状态中的一切都已提前包含在事件中”[5](P194)。
    第三,索绪尔认为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都应该存在,只是在实际操作中须分别进行。在他看来,这是由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任何科学都应该“仔细地标明它的研究对象所处的轴线”是“同时轴线”还是“连续轴线”[3](P118)(即共时轴和历时轴,笔者注)。就语言和言语而言,“一个是就其自身所取的价值系统(或在一个时刻的),一个是依据时间确定的价值系统”[5](P288),两者完全是异质性的。就是说,语言处于共时轴,言语处于历时轴。语言是一定时期社会成员之间约定俗成并共同遵守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中的符号相互对立或关联,语言中所有要素的价值都由这个系统决定。“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除它的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以外并不决定于任何东西。”[3](P118)所以,研究语言就是研究语言在一个特定时期的内部状态,而不用考虑这种语言状态是如何演变来的。语言的研究构成了共时语言学,又称静态语言学或者内部语言学。言语是个人为了交际而使用语言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同一个人在不同语境下,其心理、情感、意志和智能都各不相同,因此,言语千变万化,无限丰富,具有极强的创造性,能推动语言不断演变。所以,只有研究了言语,才能更清楚语言在一段时期内所发生的变化,而这就构成了历时语言学,又称演化语言学。探究言语和语言的变化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就构成了外部语言学。总之,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深刻体现了言语活动的“二元性”,也决定了“语言科学的二元性”[5](P288)所以,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应该分别展开。“两条路不能同时走,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它们应该分开走。”[3](P42)
    两条路要分开走,但不是只走一条而废弃另一条。在语言学的“第一条分叉路”中,索绪尔虽然优先选择了语言的语言学,但并没有否认言语的语言学。也就是说,单独研究语言的语言学是不够的,必须要与言语的语言学研究相结合。“语言学中这样划定的两部分,将依次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3](P143)由此表明,言语的语言学不仅不能排除,而且还是语言的语言学必要的参照与补充。到这里,我们便可清楚地认识到,罗兰·巴特所说的只有语言才能“作为科学的对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一种言语的语言学(至少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是这样)”[16](P10],明显是对索绪尔的误读。
    据索绪尔版本学的有关材料显示,晚年的索绪尔非常重视言语的语言学。大约是在1912年,索绪尔向日内瓦大学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修辞学教研室的报告》,倡导建立修辞学教研室以开展修辞学研究。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是十分宽广的,其研究领域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接近语言,是消极的储备;另一部分则接近言语,是积极的能量。言语是随后逐渐渗透到言语活动另一部分(指语言——校者)中去的那些现象的真正源泉。(一个系里有)两个教研室(指语言学和修辞学教研室——校者)完全不是多余的”。索绪尔这段话的着眼点在于强调言语对于语言的重要性,既如此,语言研究之外就少不了言语的研究,这是就理论层面而言。从实际情况看,“十九世纪的语言学家只重视古代书面文献语言的研究,轻视口语”,有鉴于此,必须加强口语的研究,修辞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修辞学,虽然也对书面语感兴趣,然而它首先把观察口语现象,把活生生的言语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索绪尔在这份报告的最后呼吁,等语言的语言学深入开展之后,必须进行修辞学——言语的语言学研究。“我可以大胆地说,语言学中对那些基本范畴的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已经够充分的了。因此,应该欢迎研究语言中的多种表达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取决于这种或那种心理状态。”[17](P3)然而遗憾的是,索绪尔发出倡议的次年(1913年)便离世了,还没来得及开展言语的语言学研究。《教程》的编者在序言中对此做了交代:“缺少‘言语的语言学’这一部分是比较容易感觉到的。他曾向第三度讲课的听者许过愿。这方面的研究在以后的讲课中无疑会占有一个光荣的地位;但诺言没有能够实现,原因是大家都很清楚的。”[3](P14)
    综上所述,在“语言和言语”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的误读,而这种误读的产生又与《教程》未能完全忠实于索绪尔的思想相关。《教程》在“语言和言语”、“共时与历时”、“内部与外部”等一些根本性问题上,既展示了索绪尔辩证法的魅力,同时也夹杂着多义性、歧义性甚至矛盾性的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造成了后人对索绪尔思想理解上的偏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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