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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王蒙的秘书彭世团介绍，王蒙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45卷本《王蒙文集》，加上《这边风景》《中国天机》、《闷与狂》，王蒙迄今的文字总数已超过1700万字。另据2003年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曹玉如编的《王蒙年谱》统计，王蒙出版的著作有150余部，到2014年，王蒙又陆续出版了《王蒙文存》(23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长篇小说《青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小小说《尴尬风流》(作家出版社2005年)、《王蒙活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2005年)、《苏联祭》(作家出版社2006年)、《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王蒙自传·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王蒙自传·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2008年)、《老子的帮助》(华夏出版社2009年)、《庄子的享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中国天机》(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这边风景》(上、下)(花城出版社2013年)、《王蒙文集》(45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闷与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8月)等。据此统计，王蒙迄今出版的各种文集已接近300部。 ②⑤⑥⑦⑧⑨(12)(14)(25)(26)(28)(33)(43)(70)(71)(72)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第一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第26页，第26页，第26页，第36页，第36页，第75页，第136页，第172页，第173页，第53页，第358页，第4页，第169页，第172页，第172页。 ③参看王蒙：《文学与我——答〈花城〉编辑部同志问》，《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页。 ④“热绿豆汤情结”可参见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4页。方蕤写到王蒙7岁时的一次荒唐的“逛棺材铺事件”：“王蒙上学后，不喜欢放学就回家，宁愿一个人在马路上闲逛，因为他害怕看到父母吵架。7岁时有一次，他漫无目的走在西四牌楼的南北大街上……无聊的他，看到路边的一家棺材铺，顺手推门走进去，看看这口棺材，又看着那口。突然问道：‘掌柜的，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店铺掌柜惊讶地看着这个小孩。‘你这小兄弟问这个干什么？还不快回家。’王蒙自觉没趣儿，赶紧退了出来。”见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4页。 ⑩贺兴安在他的《王蒙评传》中写道：“王蒙刚从中央团校毕业，住在东长安街团市委的集体宿舍里，当时有家也不肯回家住。”贺兴安采访王蒙当年的同事王晋，王晋介绍说：“我们那个区团委，都是十六七八，没有超过20的，都没有结婚。大家都住在机关里，实行的是供给制，管吃，管穿，冬天发棉衣，夏天发单衣，连裤衩都发，发一点零用钱。大家没有级别，吃大锅饭，窝窝头、馒头、高粱米，一个礼拜吃一次肉，高兴得不得了。早晨起来穿衣服就工作，晚上工作完了脱衣服睡觉，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谈，没有戒心，没有隔阂。感觉党员这个称呼，同志这个称呼，亲如父母，亲如兄弟。”参看贺兴安：《王蒙评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第20页。 (11)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王蒙文集》第六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13)董之林：《论青春体小说——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15)小说原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改为现名。 (16)参看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2006年第2期。 (17)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页。该文最早刊载于1957年5月8日的《人民日报》第7版上。 (18)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发表时经过了秦兆阳的修改，并更名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修改稿进一步突出了林震与赵慧文的暧昧关系。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看“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第7版。 (19)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20)参看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页。 (21)(22)(23)参看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2006年第2期。 (24)参看钱江：《毛泽东与陈其通等人的文章风波》，《世纪》2009年第3期。 (27)《这边风景》2015年8月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29)(30)(32)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第107页，第107页。 (31)据崔瑞芳回忆：“1977年岁末他写完了短篇小说《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第二年1月21日定稿，24日寄往《人民文学》。五个月后，1978年6月5日，我在办公室随手翻开第五期《人民文学》，上面竟赫然印着王蒙的名字，《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发表了！”见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34)(35)邵聪：《格非：这个社会不能承受漂亮文字》，《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8日。 (36)王蒙：《王蒙活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37)指《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38)(65)(66)(67)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第二部，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第197页，第198页，第225页。 (39)刘心武：《他在吃蜗牛》，《北京晚报》1980年7月8日。 (40)王蒙、李子云：《关于创作的通信》，崔建飞编：《王蒙作品评论集萃》，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41)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8页。 (42)(68)(69)(79)(80)王蒙：《王蒙自传·九命七羊》第三部，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第3页，第103页，第117页，第175-176页。 (44)参看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5)1979年年来，厦门大学中文系的田力维、叶之桦代表自己的同学写信给王蒙，就意识流问题向王蒙请教，信中说：“您的作品《夜的眼》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我们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争相传阅，许多人喜欢您的这篇小说；也有些人说看不懂，不知主题是什么。我们想，这是因为您采取了一种新的表现手法——意识流。不了解意识流方法特点的人，有时就不太容易了解作品的含意，或看不懂，或把作品思想看得过于简单。我们认为你有意识地运用了外国文学中这一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我们对你的这一尝试的勇气很钦佩，并觉得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你可以算是三年来最早敢于在文学领域中，标艺术手法之新的作家之一。”见《关于“意识流”的通信》，《鸭绿江》1980年第2期。 (46)何西来：《心灵的搏动与倾吐——论王蒙的创作》，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47)阎纲：《小说出现新写法——谈王蒙近作》，见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48)1980年在一个“王蒙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王蒙说：“至于给这些感觉扣上什么帽子，这种感觉是不是‘意识流’？对不起，我也闹不清什么叫‘意识流’。有人说，你这不叫‘意识流’，就叫‘生活流’。这也请便。还有的同志是因为对我怀有好意，认为‘意识流’是一个屎盆子，说王蒙写的小说可绝不是‘意识流’，写的是我们的生活。好像谁要说‘意识流’，就准备和他决战。这我也谢谢。”见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见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75页。王蒙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去年我被某些人视为‘意识流’在中国的代理人。由于自己对‘意识流’为何物并不甚了了，所以也不敢断定自己究竟‘流’到了何种程度，‘流’向了何方，是不是很时髦，是不是一出悲喜剧，以及是丰富了还是违背了现实主义……至于把我的近作仅仅归结为‘意识流’，只能使我对这种皮相的判断感到悲凉。”见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同上第95页。在《关于“意识流”的通信》一文中，王蒙说：“我也承认我前些时候读了些外国的‘意识流’小说”。见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49)参见石天河：《〈蝴蝶〉与“东方意识流”》，《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1期。另见宋耀良：《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还见李春林：《王蒙与意识流文学东方化》，《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50)李从宗：《王蒙寻找到了什么？——评王蒙近期小说创作的得失》，见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页。 (51)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读书》1994年第11期。 (52)比如1983年1月，《当代文艺思潮》发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猛烈抨击新诗传统，极力赞扬“朦胧诗”的新的现代派特质。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讨论，主流意识形态发动了措辞严厉的批判，1984年3月5日，徐敬亚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自我批评文章。1984年第4期《文艺报》发表《一场意义重大的文艺论争——关于〈崛起的诗群〉批评综述》，指出：围绕徐敬亚同志《崛起的诗群》一文所展开的这场论争，涉及文艺领域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重大原则问题。这些问题是如何对待60年来的革命新诗传统，如何看待今后新诗发展道路的问题。是摒弃传统，走西方现代主义的道路，还是继承革新“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这关系到诗歌要不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重大问题。 (53)王蒙：《关于“意识流”的通信》，见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54)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象愚译，见柳鸣九主编《意识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6页。 (55)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象愚译，柳鸣九主编《意识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8页。 (56)汉弗莱：《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刘坤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57)转引自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58)王蒙的《春之声》与沃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很相似，但这种相似只是外在的。王蒙的《春之声》明显的有一个现实情节链条的框框，在这个情节链条的框框中，岳之峰由买票坐车观察到下车都表明他是社会中的人，可见触发联想的小说触发点是有意义的社会行为；而沃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在现实层面只有一个斑点，从这个斑点到弄清楚斑点是一只蜗牛，叙述者始终坐在椅子上，没有任何行动，故事和情节，而这个斑点并没有意义，它只是一个触发点，小说着重表现的只有信马由缰的联想。 (59)宋耀良：《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60)(61)王蒙：《再谈〈锦瑟〉》，《王蒙文集》第八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第349页。 (62)王蒙：《通境与通情》，《王蒙文集》第八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63)(64)王蒙：《〈雪〉的联想》，《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页，第293页。 (7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第155页。 (74)该小说最初发表于《小说家》1985年第2期时，原名为《冬天的话题》，1987年收入小说集《加拿大的月亮》时，改为现名。 (75)刘绍棠：《我看王蒙的小说》，《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76)王蒙：《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王蒙文集》第八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0～381页。 (77)童庆炳：《作为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家”的王蒙》，《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78)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发表于1989年第2期的《中国作家》上，获第四届(1989-1990)《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的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荣登优秀短篇小说榜首。同年5月《小说选刊》与《小说月报》全文转载。在谈到这篇小说的成因时，王蒙回忆：1986年8月王蒙与文化部一女同志出差拉萨。这位女同志每天早餐只吃稀饭、馒头、咸菜，拒绝西式藏式食品。当地文化局的一位局长开玩笑说：“汉族身体素质差，就是因此造成的，我一定要设法消灭稀粥咸菜。”这个笑话引起了王蒙的思索。而这又与王蒙一贯的提倡建设、提倡渐进、反对偏激、反对清谈的思想一致。这便是《坚硬的稀粥》的题材和主题的由来。 1991年9月14日《文艺报》发表署名“慎平”的读者来信，点名批评《坚硬的稀粥》，来信中称：“……有个别的文艺评奖活动存在着问题。例如《小说月报》今年7期载有‘第四届(1989-1990)百花奖’的评奖结果，其中获奖的短篇小说，首篇就是《坚硬的稀粥》；我以为这很不妥当。”来信中还称：“《坚硬的稀粥》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影射、揶揄，在政治上明显是不可取的。”来信还引用了台湾《中国大陆》杂志转载《坚硬的稀粥》时的编者按语：“此文以暗讽手法，批评邓小平领导的中共制度。” 1991年9月15日，王蒙做出反应，将《我的几点意见》分别送交中央首长、有关方面和文艺界的一些人士。王蒙在文中指出：“这样严重的”“指责”“足以置作者于死地”。 1991年10月9日，王蒙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控告《文艺报》和“慎平”侵害了他的名誉权。《文汇读书周报》载该报记者写的题为“《坚硬的稀粥》起波澜——王蒙上诉北京中院”的“北京专电”报道：王蒙说，慎平的文章“进行栽赃陷害，以歪曲、捏造事实等诽谤手段，严重损害了我的名誉权，侵害了公民权利”。“《文艺报》公然登载散布慎平之文所捏造的种种谣言，严重侵害了我的名誉权，破坏了我的政治名誉。”王蒙还指出：“如果其诽谤得逞，不但法律尊严受到破坏，而且从今以后一些不法分子将可以以影射或以海外言论为由，任意给任何作家、作品扣上政治帽子……” 1991年10月2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书，称：“经审查，本院认为：《文艺报》发表慎平的读者来信，批评《小说月报》的评奖活动和王蒙的作品，属正常的不同观点争鸣，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王蒙所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对王蒙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 1991年11月2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书，决定维持中级人民法院的原裁定。终审裁定书中没有再提“来信”是“正常的不同观点争鸣”。 1993年2月18日，王蒙在谈到“稀粥”打官司的问题时说：“在1991年的情况下对《坚硬的稀粥》的指责带有一种不平常的、凶险的性质，因为它给作品扣上了‘影射’的帽子，这就没有边儿了。另外它居然引用台湾的言论，把作品与我国最高领导人联系到一块儿，带有一种凶险的征兆。由于作者本人和文艺界的许多同志的既坚决又有节制的抗争，它没有发展成一个文字狱，没有发展成一个大批判，没有发展成一个‘海瑞罢官’或‘三家村’式的事件。这首先说明时代不同了，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生活、文学生活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这也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在文艺界占有一定权力地位的人企图通过政治上险恶的指责批判一个作家的企图受到了挫折，没有成功，这是新中国的一个进步。过去一个作家挨了批，就是跪在地上检讨也没人听啊。在中央领导同志干预后，关于《稀粥》的争论就停下来了，官司也停下来了，也批不成了。” 以上材料参见《王蒙年谱》，曹玉如编，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13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