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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90年代以来：为共和国存照的“季节系列”小说 1989年9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蒙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接着受到一些人的上纲上线的批判。1990年初冬，王蒙出席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召集的长篇小说座谈会，就是在此次会议上，王蒙决定“写一部一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这，就是此后‘季节’系列的由来，也是自传三部曲的由来”。(68)“季节”系列主要包括《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实际上还有《青狐》。 1991年王蒙正式开始写作《恋爱的季节》，1992年发表于《花城》第5、6期合刊，1993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恋爱的季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对《青春万岁》的一次“重写”。所谓“重写”，是说历尽劫波后的王蒙开始自觉地审视反思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历史。小说既真实地再现了共和国初期一代青年人热烈、纯真、激情、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风貌，同时也没有回避理想主义激情背后的狂热、极端、简单、粗暴等弊害，从而客观地全景式地记录了50年代的历史。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日常生活往往被看作庸俗平凡无意义而与理想主义相龃龉，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如周碧云与舒亦冰、满莎，赵林与林娜娜，洪嘉与朱生厚、鲁若，祝正鸿与束玫香，李意与袁素华，钱文与吕琳琳、叶冬菊等的恋爱风波及情感纠葛。高挑美丽的周碧云本来与高大英俊的舒亦冰是一对恋人，但由于舒亦冰缠绵悱恻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与高歌猛进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周碧云倾心于身材矮小而激情澎湃的满莎，他们闪电般地进入恋爱并步入婚姻的殿堂，也预示着理想主义自身的危机。当高大的周碧云把矮小的满莎拥抱入怀，当舒亦冰与满莎在婚礼上相见，两人的对比，实在给人以喜剧的感觉：“一个高，一个矮。一个黑，一个白。一个忧郁，一个欢笑。一个熟悉，一个陌生。他们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他们的会面握手给大家以幽默的感觉。”这是时代的喜剧，当狂热退却，生活趋于日常的时候，这种悖谬、不协调、分裂，甚至是荒诞的感觉就会如期而至。周碧云终于明白了自己真爱的人不是满莎而是舒亦冰，当她不顾一切地声明自己的这一心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她只能在“我——无聊”中度日，甚至还发生了与凌涵栋偷情事件。 生活的过分政治化，是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共有特征。政治化渗透进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穿衣打扮、起名字、动辄写血书……甚至去厕所也要集体行动。洪嘉爱上英雄朱生厚，有一种悲壮的崇高的献祭的精神；钱文痛恨自己的名字不够革命，“甚至钱文也试图给自己起个好名字，特别是起个好姓，姓钱，这简直是腐朽，干脆是反动！”然而过分政治化的生活当遭遇日常、琐碎与个人私情的时候，就会显露出巨大的破绽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王蒙没有随意贬低那个时代，他的总体基调仍然是歌唱，他在非常严肃地表现那个虽然幼稚但又令人十分怀念的时代：“这真是一个恋爱的季节，浪漫的季节，唱歌的季节吗？哪里都是爱情到处都是爱情，人人都是爱情。爱情的幸福就这样容易地降临到每一个人的额头上。获得信念，获得爱情，获得无玷的理想和幸福，似乎比捡拾一片树叶还容易。这是何等光明的岁月！到处是光明，心底是一片光明。除了光明光明光明还是光明！能够这样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能够这样度过哪怕是一年、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就已经值得羡慕了哦！”在《王蒙自传》里，王蒙谈到《恋爱的季节》时说：“那是新中国的童年时期，难免革命的幼稚，‘解放’的幼稚。如果仅仅是幼稚，就与一个儿童的幼稚、生手的幼稚、突变后的幼稚一样，不应该受到嘲笑。不受嘲笑，但是必须正视，必须及时超越，及时前进，及时摆脱浅薄的牛皮与自说自话，更摆脱孤立与封闭，愚昧与无智无知。在我看一些港台与海外影片时，包括从凤凰电影台看到的片子，看到个别影片描写大陆，一个女青年夸张地，应该说是丑态百出地表演着豪言壮语的诗朗诵，我对这样的描写颇觉反感。同样看到把激情燃烧的岁月简单表现成野蛮专横的日子，也不敢苟同。革命的凯歌行进、大快人心都不是表演，不是朗诵而是历史的真实。问题在于，治国安邦，光靠朗诵的热烈与动作夸张是远远不够的，滥用热情是可笑的也是罪过的。同时，人就是人，人还是人，革命再伟大，胜利再辉煌，弱点仍然是弱点，失误仍然是失误，中国仍然是中国。孰能无过？孰能免祸？孰能不坚持过错，孰能不自寻大祸？谁醒悟得早，谁早早走上实事求是的大治之路。而只知道恶意糟蹋，也就丧失了对中国大陆的了解的起码客观性与自身的影响力、说服力。”(69) 1994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季节系列”第二部《失态的季节》。这部作品主要写了1957年反右运动和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右派”们在“劳动改造”过程中的种种“失态”的表现。“反右”题材的小说在80年代初期，往往是充满悲情悲壮之气的。被错划的右派，犹如背负十字架的受难的圣徒，他们道德上是完善的，精神上是高大的，他们的落难是小人拨乱，因而戏剧化的因素明显。王蒙的《失态的季节》所写的“右派”们，一反此前描写右派的悲情化与戏剧化，而是还原了“右派”们的真实生活和处境。在王蒙的笔下，大奸大恶，“好人”“坏人”似乎都很难区分。无论是管教干部曲风明、洪嘉，还是徐大进、苗二进、章婉婉、费可犁以及钱文、萧连甲、鲁若、郑仿、杜冲、高来喜等右派们，他们其实也都是芸芸众生，谁比谁也高明不了多少的普通人。王蒙既站在局内，也站在局外，体验、观察、反省着这群特定年代的倒霉蛋儿们的各种“失态”的表演。“失态的季节”不仅指的是那个时代的“引蛇出洞”、大搞“阳谋”的反右扩大化以及后来的“大跃进”和三年的天灾人祸等政治上的“失态”，而且更重要的还是表现出了在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中，右派们的心灵扭曲、丑态百出的人性失态。曲风明作为划右派的“极左”分子，按理说应该是一个反面人物，但王蒙在描写他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把握了分寸的。曲风明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有一些缺陷，据王蒙在自传里讲，曲风明原型是负责王蒙“问题”的W，是当时抓运动的骨干之一。“他戴一副小眼镜，个子不高，很能分析问题。”(70)“W已经欲罢不能，搞完我后，又把他的一位副手几乎打成右派，只因为名额限制，开除了该副手的党籍，却没有给他戴成帽子。此后W两次吞安眠药自杀，一次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机会主义之时，救回来了，他只承认是严重神经衰弱，安眠药吃多了。最后，他终于在‘文革’一开始时死去了。他的心情有特别不好的一面，他的老婆很白净漂亮。传出来是他办不了事。‘文革’后团市委给一批被‘文革’迫害致死的同志开追悼会，W的追悼会我也去了。我在追悼，在告别一个时代。”(71)可见这个原型与小说中的曲风明十分相似。曲风明对萧连甲和钱文的分析“帮助”，以及与妻子闵秀梅的离婚，被打成“右倾”，自杀等描写都来源于生活。曲风明“内心阴暗”“性压抑”，但却十分热衷于搞“运动”，痴迷于“分析”，他的分析让号称“理论家”的萧连甲也不得不折服。他对钱文“大海”诗的分析：“……你怀念大海做什么？你本来就没有去过海边，你哪儿来的怀念呢？你生活在北京，生活在毛主席身边，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你不珍惜这一切，却去怀念你见也没有见过的大海。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情绪呢？你的大海究竟影射着什么呢？你对现实怎么会这样厌倦。这样不满、这样反感，而要去怀念虚无缥缈的远方的大海呢？大海那边有什么？台湾还是美国？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之间并不隔着大海！”这种分析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荒唐至极。曲风明实际上具有了作为“坏人”“小人”的全部可能性，然而，王蒙没有这样做，王蒙以一种大悲悯的胸怀，写出曲风明的可恨、可怜、可悲的命运悲喜剧。王蒙在小说中写道：“曲风明的温暖是真诚的。他深信他是在挽救这些陷入泥坑的逆子，收回这些迷途的羔羊，荡涤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治疗他们的精神脓疮，割除他们心灵上的恶性肿瘤，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在做最好的事。”可见曲风明是以革命的正义的名义来进行反右工作的，因此，他不能被写成小丑。在自传中王蒙说：“总体来说，W收拾我并无个人动机，团市委的反右，我没有发现公报私仇的情形，像二十余年后的一些文艺作品所表现的那样。人人为事业为原则与同事友人亲人突然撕破脸，大义灭亲，血箭封喉，这更要命。撕破脸，这三个字当年正面语言公开提倡过，而心慈手软，是要不得的。”(72)《失态的季节》描写了在这一特殊的政治生态中“右派”们集体失态的人性黑暗的一面。他们互相撕咬，互相批斗，互相折磨，自轻自贱，自暴自弃，人格分裂，可悲可怜。可以说。王蒙改写了此前反右题材写作的模式，开创了新的格局。 1997年10月，“季节系列”第三部《踌躇的季节》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部小说写上世纪60年代初期，右派摘帽回城后的生活与心态。钱文回到了“人民的队伍”，进了高校教书，随着60年代初的政策的调整，钱文作为“作家”的身份似乎也被重新认可，编辑登门约稿，文学青年追捧，邀请观看演出，获准携眷前往，引荐认识名流，“补缺”陪宴外宾，如此等等，属于钱文的文艺的“春天”似乎真的来临了。钱文踌躇满志、跃跃欲试，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极“左”政治的风声愈来愈紧，阶级斗争的调门愈来愈高，摘帽右派依然是右派。原先登门约稿的编辑也不再约稿，甚至唯恐避之不及，原先要发的稿件，也如泥牛入海无消息，钱文被封杀了，搁置了，一个大活人，一个爱好文学的有才华的作家，从此不再有任何机会了。 不仅仅是钱文，像文艺领导的犁原、张银波等也不能在这忽冷忽热的极“左”风潮中求得万全。犁原是公认的理论家，有水平的文艺界领导，但在政治风云的浮沉中，犁原也同样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反胡风运动中，他写了一篇评论路翎小说的文章，稿件已经发排，他突然听到风声，关键时刻撤回稿件，结果胡风案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他吓出一身冷汗，反右之前，他拟好了鸣放会上的发言稿，结果因大病住院躲过一劫，反右运动中，他甚至没有能力营救自己的女友廖琼琼。频繁的政治运动造就了犁原畸形分裂的性格，到了1962年他说的话也只有半句话了，“甚至连半句话也够不上，他只是寒冷地咝咝哈哈，伤痛地嗯嗯，或者像是鼻腔发炎似的老是在那儿吭吭。这个嗯嗯……精神……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批评了……紧张……加强……修正……这个这个……国际形势……危险……意识形态……同志……苏联东欧……四无三和两全……右倾，还是右了，还是要反右……连夜开会……整风……问题严重……发了脾气……想不通……站得高……提醒大家……反修防修……面临风暴……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更有甚者，犁原一到遇到政治上的敏感事件，就腹内痉挛，肛门收缩，以至于拉在裤裆里。由此他对其他的一些文字也产生敏感，如对川菜的“麻辣”二字，犁原敏感到恐怖的程度：“他一见这两个字就会开始出荨麻疹，下唇发抖。另外他最敏感的是俚语“占着茅坑不拉屎”，见到这七个字他的肚腹就开始绞痛。他此后写文学评论的时候，凡是读到有“麻辣”和“占着茅坑不拉屎”字样的作品，他都会不喜欢，并拒绝予以评介。这里的政治事件引发的生理反应初看不合情理，仔细想来又在情理之中，政治的威力之大，异化的不仅是思想，还有身体与生理。其实，按照福柯的观点，政治权力作用于人的最终总是肉体。“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和义务。”(73)政治权力通过对人的身体的惩罚，进而规训人的思想和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是这样的吗？大规模的给右派戴帽下放劳动，正是政治权力对知识分子身体自由的限制和对肉体的惩罚为先导的。只有对身体的惩罚，使人成为驯顺的肉体，才有思想的规训，用王蒙的话说就是“骟净”了。可见政治权力的威力主要与人的身体相连。如此说来，犁原的由对政治的敏感而导致的生理反应就是很真实的了。 2000年“季节系列”第四部《狂欢的季节》载《当代》第2期，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该“季节”写来到新疆后的钱文在“文革”中的遭际。由于地处边陲，不在“革命”风暴的中心，“文革”开始后，钱文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而是被遗忘，被搁置，本来来到边疆试图冲开一条活路的打算也随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落空了，钱文只能踏踏实实地回到一个普通人的日子中，抽烟喝酒打麻将，养猫养鸡学炊艺，他战战兢兢，烧掉了所有信件和文字，在痛苦和无望中打发日子。然而身处边缘的钱文，却能在局外冷眼观察和反思“文革”中的人和事。比如刘小玲之死，章婉婉的表演，洪无穷与陆月兰的革命，祝正鸿的反戈一击，赵青山、王模楷的投靠与拒斥的尴尬等，把“文革”中的狂热、狂欢、荒谬等非理性的实质都揭示出来。刘小玲在“文革”开始后，以狂热而单纯的理想信念，以义无反顾的赴死精神，积极投入了这场革命，结果却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一个荒唐的年代为一个荒唐的理念而献出生命，这是当年许多红卫兵们所走过的道路，时过境迁之后，刘小玲的死没有人再去追究真相，她死得荒谬而无价值。相比之下，洪无穷的革命则是随波逐流，陆月兰的革命则缘于对父母的怨恨，而章婉婉的积极表演则是为了获得身份的改变……造反和革命的理由形形色色，但都掩藏不住非理性的实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极大地煽动起来人们内心中的各种欲望，全民参与，全民狂欢……王蒙试图全方位地展示“文革”的图景，不过，由于缺少在中心亲身的参与的体验，所写的那些惨烈事件，总有一种“隔”的感觉。 2004年1月《青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小说接续前“四个季节”，以钱文的视角，描摹了80年代初期文艺界各色人等的生活，因而也被称为“后季节”系列。小说以青狐作为结构的核心，既增添了人物的传奇色彩，也加强了小说的故事性。青狐原名叫卢倩姑，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她命运多舛，年少丧父，婚姻失败，两任丈夫均死于非命，因此她被视为克夫的白虎星。在百般挫折之后，卢倩姑转向文学创作，因小说《阿珍》一炮走红，从此走上文坛，成为著名的作家青狐。青狐由倩姑——青姑——青狐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是80年代作家们由另类公民到一般公民再到“高级”公民的“成精”的过程，也恰恰反映了80年代由封闭到开放，由禁锢到自由的时代变迁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亢奋的历程。青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文学是现实匮乏的一种补偿，她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爱情，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青狐的文学发迹史、传奇史，正是理想主义在80年代的亢奋史。王蒙以犀利的语言，以反讽的语调，反省了极端理想主义在80年代的高蹈与空洞。支持青狐、并命名了青狐的理论家杨巨艇，更是一个凌虚蹈空，大言炎炎，高度亢奋而实际无能的80年代知识分子的另一代表，号称“阳具挺”(杨巨艇)，实则“性无能”，他与青狐的恋爱只能是精神性的。而米其南则是另一种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刚刚抖掉满身的伤痕，便高度放纵情欲，极端追求欲望的满足。 在《青狐》中，王蒙注意到了80年代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他写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旧交替的艰难和吊诡。白有光与紫罗兰夫妇借改革之名向他的堂兄老白部长的发难，看似是新旧之争，实则是权力之争。小白部长掌权之后，更是拉一派打一派，他与老白部长的“亲戚”关系，象征性地揭示了意识形态政治的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王蒙虽然反讽性地写出了80年代的各种病症，但80年代还是值得缅怀的，90年代的到来，钱文的儿子钱远行由“愤青”而“官商”，并对钱文这一代人猖狂出言，认为他们这一代人太可怜了，钱文只能报以苦笑。可见八十年代只能成为回忆，“或者更正确地说，已经没有什么人去回忆了。” 总之，“季节系列”以个人的最感性的生命体验，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王蒙“为共和国存照”的雄心完满实现，随着时间的延续，季节系列的认识价值与文学价值也愈来愈珍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