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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总退却》相同，文君的《豆腐阿姐》的叙事主调也是民族话语。作品起始部分虽然叙写了工人阿明一家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繁重，同时也写到了劳资矛盾，但没有将之作为重点来突出。作品的重点在于描写“一?二八事变”中他们一家的悲惨遭遇和普通民众的爱国情感。在逃难的路上，阿明一家与日本兵相遇。最后，阿明被日本兵枪杀，他们四个月大的孩子也被刺死；被掳去的豆腐阿姐，在日本司令部里遭到轮奸以致发疯而死。作品以此触目惊心的描写，揭露和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作品还同时叙写了阿明的邻居阿福的遭遇。他主动到前线去，自愿帮助十九路军士兵掘战壕、烧饭。而他所帮助的那些士兵们之所以“要打”，是因为他们“不愿做亡国奴的，不肯卖国”。作品以此讴歌了下层民众的抗日热情。 因为上述两篇作品没有置重于阶级话语的表现，所以，曾招致左联领导人冯雪峰和沈端先的严苛批评。同期刊出的两篇批评文章——冯雪峰的《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和沈端先的《创作月评》，冯雪峰批评《总退却》“没有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没有十分明确的把握”兵士的“阶级的革命的意识”；沈端先批评“作者所描写的那种局限在‘民族性的’仇恨，(这儿没有丝毫国际性的表现)反而掩盖了战争之发生的根本”。关于《豆腐阿姐》，冯雪峰认为，它没有最鲜明地最深刻地描写“中国资本家乘战争的机会向工人进攻”，没有“在反对资本家的乘机进攻的斗争中来描写他们”；沈端先也指出，它将“阿明夫妻的存在和工人斗争分开”，“将上海战争写作孤立化了的战争，这一点和《总退却》犯了同样的错误”。沈端先甚至还进而得出结论：这两部作品表现出了“所谓‘民族主义’作家所努力的作品一致的倾向”。不难看出，冯雪蜂和沈端先的如此批评所遵循的是左联阶级论的“正音”。因而，他们的批评越是显得严苛，便越是可以见出这两部小说所蕴涵的“民族话语”之丰厚。 虽然左联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对《总退却》和《豆腐阿姐》置重于“民族话语”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力图扭转“上海战争题材”作品的主题倾向，但是，成效却并不显著。此后，在第2卷第3、4期合刊中刊出的三篇此类题材作品所显现的主题倾向，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仍然基本相同。这三篇作品的作者分别为拉石磙修筑马路的工人白苇、努力于工农化教育工作而生活在他们之中的慧中和从工厂走向军营的炮兵戴叔周。他们都是初登文坛的“无名小卒”。对于他们，丁玲在《编后》中向读者作了“特别推荐”，可见其重视程度。白苇的一组“墙头小说”总题名《夫妇》，共有五篇。其中第一篇亦名《夫妇》，表现了比较纯粹的反帝主题。与《夫妇》表现比较单一的反帝主题相比，慧中的《米》和戴叔周的《前线通信》的意识倾向显得要复杂一些。前者以上海“一?二八事变”为背景，同时表现了工人与当局的斗争。后者以第一人称和通信的形式，记叙了在“一?二八事变”中一队士兵从赶赴前线、参加战斗到总退却的过程。 综上，《北斗》所刊发的这些理论文字和文学创作，均传达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话语，显现出了作者和编者的民族立场。其实，这类持守民族立场、以民族利益为本的民族话语，是与左联的相关要求相违背的。自成立以来至《北斗》刊行期间，左联始终高扬的是阶级论的旗帜，始终是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当局的。如上所述，虽然左联也倡导“反帝国主义的题材”的创作，但是，在倾向性问题上，它却从阶级论观点出发，将这一题材的表现与反抗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主题要求勾连了起来。这反映出了它将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的基本思路。这一基本思路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应该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左联所处的极其险恶的客观环境。左联这个旨在“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运动”⑤的组织，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饱受“当局摧残”⑥。当局以查禁刊物、封闭书店、枪杀作家等暴力手段对左联进行了强力压制。为了履行其“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⑦的历史使命，也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左联必须对摧残自己的“反动统治阶级”发起反击。其二是左联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体化关系的主观认知。左联诞生于30年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漩涡之中，是“在当今‘万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要完成其历史使命的革命与战争的时期，两个势力针锋相对——两个敌对的营垒血战肉博(搏)的时候，为参加伟大的革命斗争而结合的”⑧。在左联看来，在这种“万国”化(国际化)的历史语境中，因为国内反动当局和帝国主义同处于“敌对的营垒”之中，所以，反抗国内反动当局也就同时具有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意义。左联在不少文件中，一再使用了“帝国主义国民党”⑨和“军阀帝国主义”⑩等集合概念。它们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指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这两类名词拼集在一起(中间既没有用顿号也没有用连词)，意谓二者完全是一种一体化的关系。这种认知，无疑将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混合为一了。在这种主观认知的作用下，左联不但以阶级话语统摄了民族话语，甚至还进而以此取代了民族话语。 总之，在左联成立最初一年多时间里，主要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以“真正的斗争机关”自期的左联一直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国民党当局。虽然它也多次泛泛地喊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它的落脚点却大体都在反对其“帮凶”——国民党当局上。在一个内外矛盾均很激烈的时代，如中国这样的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超越阶级的民族利益？对此，左联的答案是偏于否定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左联发表了一个宣言。它一方面很在理地抨击“党国要人的无抵抗镇静主义是‘宁赠友朋，勿与家奴’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又说：有些党国要人“绝望拼命的大叫对日绝交宣战，其实是想催促国际干涉以至太平洋大战，这也是同样的企图维持资本统治的路线”。在它看来，日本占领东三省的目的竟然也是出于“保卫资本主义”、“保卫中国的封建余孽”和“毁灭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国家”(指苏联)之阶级利益；而“党国要人会驱策我们去‘为祖国为民族而战’”，也只是替资本主义的“美国，英国之摇旗呐喊”。(11)总之，日本侵略，说到底是为了“保卫资本主义”的阶级利益；而那些“党国要人”不管是主张“和”还是“战”，也还是在于维护其“资本阶级”的利益。由此可见，左联从阶级论的思维定势出发，将阶级利益远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了。它甚至还进而提出了“只有苏联是我们的祖国”，因而在日本占领东北时最重要的似乎倒还不是自卫，而是“要保卫苏联”。如此，连本源意义上的“民族利益”是否还存在，似乎也都成了一个问题。 但是，到1934年下半年，左联却又开始正视“民族”问题了。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清醒地意识到“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拯救危亡的民族，他在文学领域突破了阶级的藩篱，公开倡导“国防文学”的创作，强调“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狰狞面目，描写各样各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英勇事实”的“国防文学就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12)1936年6月，周扬又从“反帝联合战线是现阶段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的主要策略”这一理论前提出发，撰文批驳了徐行的“‘左’的宗派主义者”的观点。他着重驳斥的一些观点(如“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层是中国出卖劳力的大众”论、“爱国主义的浊气”论等)，实际上就是当年左联的主流观点。从那以后，“国防文学”逐渐成了左翼文坛的一个响亮的口号，“民族话语”逐渐成了左联所倡导的主流话语。 为什么在“民族”问题上，左联的态度有前后如此急剧的转变？为什么左联叙事策略会发生从强调阶级话语到倡导民族话语的调整？答案当然首先在于政治形势的变化。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要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则发表《八一宣言》，主张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月，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接受王明的指令给左联写信，提出解散左联，要求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的口号之下“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大的政治形势的变化，促成了左联态度的转变。但这一转变的发生，同时却也与左联盟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知密切相关。 左联固然是一个组织严密、带有准政党色彩的机构，但这不等于说它就能在“民族”问题上真正统一其所有成员的认识。虽然此前左联一直在高扬阶级论的主旋律，但是，当其中有些盟员(如《北斗》的作者茅盾、胡风等)为亡国灭种的危机所迫，并敢于从自己的真切感受出发，他们在“民族”问题的认识上即可能发出与左联不同的、超越具体党派利益的声音来。此外，与左联盟员相比，其他一些非盟员(如《北斗》的作者李辉英、芦焚等)受阶级斗争理论的熏陶原本就少；在国难当头之时，作为民族共同体之一员，他们从各自对民族的那种崇高的普遍的道德情感出发，为民族的生存发出最后的吼声，则更是顺理成章之事。应该指出的是，这些非盟员发出的民族话语，固然首先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但是，他们的这类话语能够在《北斗》上发表，自然也从一个侧面间接地表露出了《北斗》编辑们(他们均为左联盟员)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作为左联此期最重要的一个机关刊物，《北斗》的领导阵容是强大的。据丁玲回忆，那时她“是属冯雪峰领导的”(13)；但除冯雪峰之外，其他“左联领导核心成员”如阳翰笙、茅盾、阿英、郑伯奇、张天翼、叶以群、耶林等“都或长或短都参加和指导过《北斗》的编务工作”(14)。应该说，这样的领导阵容为《北斗》屏蔽掉民族话语的杂音、传达出左联阶级论的“正音”，是提供了足够有力的组织保障的。但是，尽管如此，作为左联的喉舌、本应以传达左联“正音”为己任的《北斗》却仍然掺入了丰厚的民族话语。不用说那些非盟员的作者，就是某些“左联领导核心成员”也以此为载体传达出了与左联阶级论律令相抵触的言论。 本文择取《北斗》杂志这一个案，来管窥左联转变之前其作为《北斗》作者和编者的盟员在“民族”问题上不同于左联“正音”的认知，尽管还不够全面，但也足以证明：在“伟大的事变”的强烈刺激下，以民族共同利益为本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发展是任何理论都难以抑制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左联在民族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以及叙事策略的调整，既是顺应大势的结果，也是顺应民心的结果。 注释： ①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③李辉英：《我从事文艺创作的一段经历》，《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④蓬子的小说《白旗交响曲》(1卷4期)和芦焚的小说《请愿正篇》(2卷1期)分别描写上海学生和朔都大学学生为抗日救国请愿，讴歌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其立意与丁玲此作相关描写相同。 ⑤《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 ⑥《反对查封艺术剧社宣言》，《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1930年5月10日。 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 ⑧《左翼作家联盟“五一”纪念宣言》，《五一特刊》，1930年5月1日。 ⑨《左翼作家联盟“五一”纪念宣言》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屠杀工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报告后的决议案》(《文化斗争》第1卷第2期，1930年8月22日)斥责取消派“已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旗下的忠顺走卒”。 ⑩《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前哨?文学导报》第1卷第1期，1931年4月25日)揭露了“军阀帝国主义的横暴”。 (11)《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 (12)周扬：《“国防文学”》，《大晚报?火炬》1934年10月27日。 (13)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14)陈天助：《探问左翼文艺刊物的短期行为——以丁玲主编的〈北斗〉为例》，《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