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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以东北“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变”为焦点，通过刊发理论文字和文学创作，传达出了以民族利益为本的民族话语，显现出了作者和编者的民族立场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这种与此期左联律令不相谐和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话语的出现，昭示了左联此后转变的可能路向，也构成了促使左联调整叙事策略的内发性因素。 【关 键 词】《北斗》/民族话语/左联/叙事策略/阶级话语 【作者简介】秦林芳，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由丁玲主编的《北斗》(1931年9月20日在上海创刊，1932年7月20日在出版2卷8期后遭查禁)在其存世的十个月里，对频仍而至的民族危机，作出了迅捷的反应。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在积极宣传左联的相关主张、忠实贯彻左联其他相关要求的同时，却又往往在如何表现“反帝国主义”的题材和主题问题上冲破了左联的律令。它以相当鲜明的民族立场，通过刊发以东北“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变”为焦点的理论文字和文学创作，传达出了与左联“正音”并不一致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话语，显现出了作者和编者的民族立场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这种与此期左联“正音”不相谐和的民族话语的出现，不仅昭示了左联此后转变的可能路向，而且其自身也构成了促使左联调整叙事策略的内发性因素。 《北斗》创刊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从第3期开始直至终刊，中日矛盾始终是《北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上，《北斗》自然刊发了不少代表左联立场、高扬阶级论“正音”的理论性文章。其中，沈起予的《抗日声中的文学》(1卷4期)、钱杏邨的《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2卷1期)、丹仁(冯雪峰)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阿英的《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沈端先的《创作月评》(2卷2期)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篇章。它们虽然也表现出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但主要是以中日矛盾为载体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当局，并认为当务之急首在开展国内的阶级斗争。 但是，与此同时，《北斗》却也发表了不少与此“正音”不相谐和的、旨在彰显民族立场的理论文章。在1卷4期《文艺随笔四则》中，有两则值得注意：一是寒生(阳翰笙)的《从怒涛澎湃般的观众呼喊声里归来——上海四团体抗日联合大公演观后感》，二是临秋的《“走江湖卖膏药的”文艺运动》。前者是对上海戏剧界所举办的“抗日的联合大公演”的评述。该文聚焦于中日民族矛盾，将“反帝国主义运动”视为“时代的核心”之一，肯定了“反帝国主义运动”本身所具有的自足价值。 后者是一篇讽刺“打起旗子为民族而战的文艺家们”的文章，它所指称的“‘走江湖卖膏药的’文艺运动”就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从题目所显现出的情感态度来看，它与左联严厉清算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格调显得相当一致。但是，临秋的文章在内容上、在对待“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态度上，却与左联的“正音”迥乎不同。它讽刺的主要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老牌专家们”“走江湖，卖膏药”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即“从前挂招牌，扯旗子，大鼓大擂”；而在“日本帝国主义硬把我们的满蒙抢占去了，东北无数的劳苦大众，都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枪靶和炮灰”的紧急关头，却“在那儿不声不响”、“不积极的起来在文艺上去谋中国的独立自由”。但是，它并没有讽刺那些“老牌专家们”所标举的“民族思想”；相反，它倒是对“民族思想”这一“招牌”、“旗子”本身予以了积极的肯定。与前述左联的主流观点相比，该文正视民族矛盾的存在，表现出了对“民族思想”的认同，因而值得我们重视。 茅盾曾经也是左联同仁中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重要成员之一。其于1931年9月刊于《文学导报》1卷4期上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一文，系为“专门驳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所作。①它通过对该“宣言”四色原料的逐条解剖，揭露了其“法西斯的面目”。但是，在1932年5月出版的《北斗》2卷2期上发表的《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一文中，他却又表现出很鲜明的民族意识。文中虽然也使用了前者所使用过的“民族革命”这一核心观念，但是，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它却始终置重于“民族”问题，而不像前者那样关注民族内部的“阶级”问题(即所谓“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他意识到“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集中点的上海，便是狭义的爱国主义也受压迫”，因而，他要求作家“必须艺术地表现出一般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勇猛；必须指出无论在东北事件在上海事件中，各帝国主义朋比为奸向中国侵略……必须指出只有民众的加紧反抗斗争……然后可以打破帝国主义者共管中国的迷梦”，以此“艺术地去影响民众，唤起民众间更深一层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并将此视为“我们民族对于我们作家的迫切的要求”。可见，在这篇文章中，他的出发点是在“民族”和“民族利益”上，他所说的“民族革命运动”所指主要就是“反帝国主义”。 《北斗》在“九一八事变”后刊发的上述三篇理论文字，在“民族”问题上显现出来的是与左联不同的立场。尽管它们与左联的“正音”相比还显得比较微弱，而且它们的作者的立场还可能时有游移(特别是在阳翰笙那里)，但是，它们的出现毕竟说明了作为左联盟员与非盟员的作者因为民族危机的刺激在“民族问题”上有了与左联“正音”不同的理论言说。而作为左联机关刊物的《北斗》能够刊发出这些文章，也说明在左联同仁内部(至少是在主编丁玲那里)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思考。这就从理论上昭示了有关民族问题认知方面另一个可能的路向。 《北斗》民族立场的呈示，除表现在上述理论文字外，还更多地表现在其刊发的创作类作品中。左联虽然也倡导“作家必须抓住反帝国主义的题材”，但同时要求作家借此去“分析”各种国内外的阶级关系、去暴露帝国主义“以中国作军事根据地进攻苏联的阴谋”②。这也就是说，前者只是“题材”，其蕴涵的“主题”却应该是阶级性的。但是，《北斗》刊发的不少作品在事实上却突破了左联的这一题材和主题原则。它们并没有按要求去开掘和“分析”蕴涵其中的阶级关系，而是既饱含民族义愤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和罪恶，又以满腔热情讴歌了民众的觉醒和抗争。它们以这种鲜明的民族意识，高张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 综合看来，《北斗》所刊作品在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方面是有一定的历史纵深感的。沈起予的小说《蓬莱夜话》(1卷3期)通过描写一个留日中国学生季特被羁押期间的所闻，揭露了早期日本殖民者买卖人口、贩卖毒品的罪恶。同期刊载的周裕之的小说《奸细》以朝鲜记者金利生的遭际为线索，用纪实的笔触，通过对由“东省”寄来的相关报纸上的新闻和金利生日记的组接，揭露了“万宝山事件”的真相。对此，主编丁玲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和极大的关注。稍后，正是在丁玲的“授意”下③，李辉英于1932年3—5月间创作了长篇小说《万宝山》，后于1933年3月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 当然，《北斗》所刊作品在关注日本侵华历史的同时，更关注的是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血淋淋的现实以及在此情况下奋起抗日的民族志士。穆木天的诗歌《别乡曲》(1卷4期)描绘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方法，政策”和“利刃”的统治下东北大地的惨然图景，号召农民“要团结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决斗”。谷非(胡风)在诗歌《仇敌的祭礼》(2卷1期)中，揭露了“咤叱者们”(日本军阀)的野蛮的扩张政策——“他们梦想着扩大这个吸尽了膏血的三岛王国，/他们梦想着再建一个榨取无量的奴隶王国”；正是他们这种扩张的“梦想”在满洲制造了“可耻的流血惨剧”，给中国民众造成了无尽的灾难。如果说穆木天、胡风的诗歌对“灾难”和“抗争”的书写只是一种概括性提领的话，那么，2卷1期刊出的楼适夷的独幕剧《S.O.S》、白薇的剧本《北宁路某站》、李辉英的小说《最后一课》、丁玲的小说《多事之秋》(前三章，后三章载2卷3、4期合刊)等，则具体展现了东北“九一八事变”给中国民众造成的一幕幕“惨剧”和民众英勇抗争的图景。 丁玲(署名“彬芷”)小说《多事之秋》，前三章描写事变次日上海市民在大马路先施公司门前示威抗议、在学联组织下第二中学学生演讲队到市民中进行抗日演讲以及在政府授意下“抗日救国会”召开市民大会的情景；后三章分别描写上海学生到南京请愿吁求政府出兵和民众参加义勇军等事件。其中虽掺入了一些阶级话语(如借市民的议论，把“九一八事变”看作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第一炮”，又将“中国的××党”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必“打倒”之)，但核心却是反映在民族危机强烈刺激下民众的觉醒和反帝抗日热情的迸发：“所有的一切大的都市城镇里，都为沈阳的巨炮轰醒了，全中国的民众都要起来，要解救在日帝国主义残暴的铁蹄下的民众，要免除自己身上所负的重的锁链。”④ 《北斗》此期除了发表揭露日本侵略者罪恶、歌颂民众抗争的作品外，还刊发了一批反战作品。陶晶孙的“梦幻剧”《谁是真正好朋友》(1卷4期)以巧妙的空间转换，表达了作者追求和平、实现民族友好的诉求。2卷1期也刊出了何少川的反战诗作《请你们想想吧》。它吁请那些受蒙蔽的日本兵“认清楚谁是你们的仇人，谁是你们的同志”，然后“掉转枪头”、为“消灭仇人而战”。此外，上文提及的胡风的诗歌《仇敌的祭礼》也表现了反战的内容。它在揭露满洲事变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同时，还以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的口号——“不要打中国的兄弟”为魂，呼吁日本“三军的‘孩子们’”“回过枪头”，因为“敌人在自己的阵线里”。上述这些作品所表达的反对战争、实现民族友好的愿望(特别是寄希望于日本兵倒戈以消弭战争的思想)，在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的背景下，显然带有某种“梦幻”的性质，在当时是很难如愿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表现出了对如何维护民族利益的思考。 稍后，由于上海“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北斗》从第2卷第2期起刊出的相关作品几乎全是“以上海战争为题材的”(2卷2期《编后》)。最早在《北斗》上献出这类作品的是两个年轻的女作者——葛琴和文君(杨之华)。葛琴的《总退却》以十九路军士兵寿长年为主人公，叙写了“一?二八事变”中我军从搏战到撤退的经过。作品前三个部分正面描写十九路军士兵在民众帮助下英勇抗击日寇的情景。面对着凶恶的敌人，寿长年“只晓得要打东洋人就要打个痛快”。怀着对“这些蛮不讲理的东洋兵”的仇恨，为了民族的生存，他和他的战友们违抗党国要人们的旨意“自动作战”，在死的边缘上，与敌人展开了无情的搏战。但就在此时，撤退的号令吹响了。在撤退途中，寿长年负伤。作品后两个部分即写寿长年住进伤兵医院后的见闻。作品最后写到寿长年的战友“小阿金”也负伤住院。“小阿金”之所以“牙齿咬得骨骨的响”，是因为他愤恨于“叫老子们退”的命令和“老子们要打矮鬼……你们就放机关枪”的遭际。由此可见，《总退却》的叙事主调是民族话语，而非阶级话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