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苍凉的意味:美学风格上的共通性 夏志清就中国传统戏剧与张爱玲小说在美学风格上的共通性曾有如是一段评析,他说:“她喜欢评剧……还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那些地方戏的内容是所谓‘封建道德’,它们的表现的方式——不论曲调和唱词——是粗陋的,单调的,但是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人生的真谛。……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只是她的技巧比较纯熟精巧而已。”(17)的确,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上,张爱玲的小说当然是现代的,但是诚如夏先生所言,就美学风格来说,张爱玲的现代小说却与传统戏剧在“苍凉的意味”方面是共通的。 1944年5月,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万象》上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文中,以西方悲剧为典范,傅雷高度赞扬了《金锁记》,他说《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最完满之作”,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18)与作为悲剧的《金锁记》相对,《倾城之恋》则是一出“传奇”。傅雷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作为“传奇”的《倾城之恋》,他说:“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至于《倾城之恋》中的人物形象,傅雷以悲剧人物为标准给予了轻蔑的评价,他说:“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麻痹的神经偶尔抖动一下,居然探头瞥见了一角未来的历史。”总而言之,傅雷认为《倾城之恋》是一部“骨子里的贫血,充满了死气”的作品。(19) 同月,在《新东方》第9卷第4、5期合刊上,张爱玲发表了《自己的文章》一文。文中,张爱玲首先将傅雷尊崇的悲剧的美学风格定位于“悲壮”,然后标榜“苍凉”的美学风格与之相抗。张爱玲表示:“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对颜色特具敏感的她就其对“苍凉”的偏爱阐释道:“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20)显然,这是张爱玲就傅雷说《倾城之恋》“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诸语提出的含蓄的反驳。对于傅雷认为《倾城之恋》的人物形象都是“浑身小智小慧的人”一语,张爱玲干脆明确表示自己的小说所欲描写的正是这些“不彻底的人物”,她说:“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负荷者。”张爱玲说自己喜爱这些人物,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21)。 或许是因为早就发愿要为上海人写一本《传奇》(22),但或许更是因为不满于傅雷对于“传奇”的贬低,张爱玲最终使用《传奇》命名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1944年8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杂志》月刊社出版,初版四天之内便销售告罄,可谓大获成功。距离初版仅一个多月,《传奇》小说集再版,张爱玲为此写了《传奇再版的话》一文。文中,张爱玲用去近一半的篇幅叙述她观看评剧《白兔记》之《井台会》一出的感受。这一颇为反常的现象暗示了《白兔记》与《传奇》小说集之间存在着的关联。 《井台会》开场时胡琴演奏风格引发了张爱玲丰富的联想,她描述道:“拉胡琴的一开始调弦子,听着就有一种奇异的惨伤,风急天高的调子,夹着嘶嘶的嘎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塞上的风,尖叫着为空虚所追赶,无处可停留。”(23)无独有偶,《倾城之恋》也是在胡琴的“伴奏”中开篇的,其文如下:“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24)分析上引段落,我们认为这是张爱玲在暗示读者,在美学风格方面,《倾城之恋》与评剧胡琴的演奏之间存在共通性,而她既然将《倾城之恋》视作一个“苍凉的故事”,那么这一共通的美学风格显然就是“苍凉”。在《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一文中,张爱玲更明确指出作为“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倾城之恋》所欲表现的正是“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25)。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张爱玲在《传奇再版的话》中以大量的笔墨叙述对《倾城之恋》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白兔记》戏剧,其实质是含蓄地表达出整部《传奇》小说集呈现出的美学风格即是“苍凉”,以此再次回应傅雷对《倾城之恋》提出的批评。因为在张爱玲心中,《倾城之恋》是最能体现她“苍凉”美学风格的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