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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花雪月外的励志典范 古典诗歌艺术长久以来是承担着一部分教化功能的，许多忠孝仁义的要求因为在古典诗词中被艺术化，从而得到了更好的宣传效果。在这其中，有一脉励志的诗歌传统始终绵延不绝，时至今日，中学生关于理想的作文中依然常常出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的句子。而进入新诗的历史阶段中，这一传统虽未中断却已风光不再，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潮及之后的诗歌创作风尚，都在有意识地摆脱这一传统，非但不追求励志，并且厌恶教育他人的口吻。这是新诗发展中比较正常的现象，也与思想高压结束后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互为表里。 但是，读者的审美心理需求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当然需要那些或典雅、或深刻、或激越的诗歌来陶冶情操或发泄情绪，甚至需要读一些晦涩难懂的诗来提高审美格调，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坛的百花齐放也证明了诸多诗歌形态共同存在的必要性。而在新诗整体的格局中，汪国真的诗歌较为特别，它是这个时代越来越少有的励志诗歌的典范，这种诗歌也被读者大量需要。当然，这种稀少并不是诗歌变化进程中的缺失，而是大众审美趋向自然选择的结果。相比于上世纪90年代汪国真诗歌的风靡，近年来读者对于汪国真诗歌的态度已有不小的转变。这一方面是因为汪国真近年来诗歌创作数量大幅减少，也少有脍炙人口的作品，读者们能够记住和想起的依然是他二十多年前的那些诗句，年轻读者则更倾向于把汪国真当成文化名人或者书画家，而忽略其曾经的诗人身份；另一方面，近年来诗歌创作总体上相对乏力，诗坛的喧嚣和热闹往往来自于接连不断的诗歌事件，其中一些事件无关创作和艺术却颇有闹剧炒作的成分，导致诗歌受众面的减小，大众对于诗歌关注度降低。汪国真诗歌在读者面前的“失宠”，只是诗歌边缘化趋势中并不起眼的现象之一。 即便如此，说汪国真诗歌激励了一代人依然是有根据的，并且更值得珍视：其一，汪国真诗歌的“青春”特质定位十分准确，像《热爱生命》《山高路远》《嫁给幸福》《如果生活不够慷慨》这些代表性作品，都指明是写给青年人的。他的诗歌总能聚焦在青年的人生选择问题上，用直白明晰的方式传达人生的感悟，青年人也的确总能从中体会到对未来的希望。而且通过对读者年龄属性的心里预设，汪国真诗歌能让读者有“重获”青春的感觉，无论是否青春正好，读到他的诗句时即会感受到未来的可期从而调整心态。其二，汪国真诗歌多以“我”作为抒情主人公，用自身切实的人生感受激励他人，它不以“过来人”的口气教训读者，而是刻意与读者拉近距离，更像是在与读者探讨人生，所以更易于接受。其三，汪国真诗歌很少用典，也不去树立什么“典型”，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抒情和说理的生硬，也使它讲的道理不容易被时代淘汰。正由于几个原因的聚合，读者阅读汪国真诗歌的体验往往是与自身境遇相匹配的，在生活一帆风顺时，也许很少有人会想起汪国真和他的诗句，但如果在遭遇不幸或不公时，他的某一句诗或许就可以启动读者的心理防御机制，从而在现实生活中选择乐观豁达的处事方式。汪国真诗歌所带来的激励效应，虽然并非普遍的审美需求，但在特定的环境和心境中，依然能够满足一部分人特殊的心理需求。 无论汪国真是否如他自己所说是用真实感受在写诗，但在励志诗的领域，读者也很难记住汪国真之外其他的名字，他的很多励志诗句已成为网络自媒体中常被引用的名言警句。或许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不少诗人不再写诗，就是因为在这样一种写作范式框架内，难以再寻找到超越的可能。所以即便是整体艺术水准和格调不无瑕疵，汪国真在“类型诗歌”领域的成绩和努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