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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批评家的阐释冲动 先锋小说的接受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接受过程是从中心到边缘层层展开的，位于中心位置的是专业化阅读。通过阅读阐释，这一接受群体对自己的象征权力进行了想象性表达。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如果把一篇作品作为文学阅读意味着‘非实用地’阅读，那么任何一篇作品都可以被‘非实用地’阅读，这正如任何作品都可以被‘诗意地’阅读一样。”(12)先锋小说被接受和其后的被冷落也不能仅仅从文学自身解释，其背后是社会意识形态实践自身不断变化的结果。 先锋文学运动本身是鱼龙混杂的，其经典化过程存在虚张声势的理论氛围，进而加剧了先锋小说的神秘性。如果没有专业化理论批评的摇旗呐喊，其文学史地位肯定会大打折扣。先锋小说的经典化是被作家、编辑、批评家这些“利益攸关方所刻意维持的一个文学神话”。(13)背后有青年人文学占位的利益考量。就连为先锋小说擂鼓助威的批评家李劼事后也承认：“那些如今自以为是的新潮作家，当年没有我们那么卖力地给他们作评，谁知道他们到底新潮在什么地方。”(14)新潮批评家虽然比普通读者更倾向理性阅读，更具有专业化色彩，但他们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学史的脉络中阐释，同样有着渴望经典化的阐释冲动。 先锋作家声称拒绝普通读者虽然有风险，但从历史效果看却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文学策略。其实，没有任何作家真的不在意读者，正如王蒙所说：“与一些创作家口头上的轻视评论的标榜相反，我倒是知道许多作家拿到一本刊物常常是先翻开评论文章看的。”(15)先锋作家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召唤的是理想读者。他们并非仅仅在展示自己的文学技巧，而是不断在和心目中理想读者的关注点相呼应。朗松认为一部作品里总有“两个人”：“一个是作者——这是众所周知的，还有一个是读者，除了例外的情况，这个读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的人，一个公众。”(16)先锋作家对自己小说读者“公众”有着理想化的预期：“他既是文本希望得到的合作方，又是文本在试图创造的读者”。(17)这些模范读者作为小说潜在的“收件人”，以一种无形的方式操控作者。先锋作家对模范读者预设反应的捕捉，影响到小说的形式策略和文体风格，成为一种无形的规范。看似远离普通读者的作品并不是作家异想天开的产物，而是受制于文学场中理想读者的喜好。 如果说模范读者是先锋作家理想化的想象和创造，那么一批有专业素养的青年批评家的积极介入，部分实现了模范读者无法完成的现实的生产能力，使作品意义不断增殖。作为内行的读者，先锋批评家与先锋作家保持密切联系，掌握了作家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的相关信息，并且具备一般读者所没有的历史意识。面对新潮迭出的先锋写作，先锋批评家通过分类、鉴别、判断与评价，让这些作品变得可以理解。他们“创造一个由概念、关系和理解组成的世界”，(18)完成了对先锋小说的第一轮经典化。 专业化的先锋批评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范式转换的推动力量，也是文学场域自主性的结果。“方法热”引发的批评群落分化与先锋小说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当代文学批评长期在“斗争论”、“工具论”等观念控制之下，用一元性的政治说教随意宰制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变成了教条化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批评，失去了自己应有的身份和品格。当它以政治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时，无论是望文生义的粗暴指责，还是文学广告式的廉价褒扬，都令读者大倒胃口。作为对这种局面长期泛滥的反拨，文学批评的本体性追求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这一追求与先锋作家的探索实验一拍即合、互相确证。 更为重要的是，先锋文学批评借助大学教育的兴起完成了话语权的转移。大学师生构成的交流圈，使得先锋文学的接受和传播多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场域，大学的学术生产方式又使得先锋文学的知识再生产得到了保证。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先锋批评家一度热衷于西方现代主义，在和时代潮流的互动中，很快完成了知识谱系的更替。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前卫文化摇篮的华东师大，就形成了一个青年批评家群体。这一群体的出现，得益于中文系搭建的首屈一指的学术平台。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率先在高校创办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等四个全国性学会，又先后创办了《文艺理论研究》等四种刊物。以学会和会刊为依托多次主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同时，中文系还聘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吴一弓、吴强、王元化等人担任兼职教授，不断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学。(19)在良好的学术氛围内，通过这些学术交流平台，青年批评家有效确立并维持了群体的良好形象，保证了自己在场域中的有利位置。 宽容活跃的学术氛围产生了良好的连锁反应。老师们的鼓励和推荐，对于文学批评新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他们不但与学生分享文化资源，而且为学生进入文坛提供了重要通道。导师们宽容到近乎放任的姿态，使学生们得以自由发展天性，保持一种可贵的叛逆精神。这种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由于群体效应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传播，构建了先锋文学批评的生存空间。与师生交流相比，在青年学生相对松散的人际网络中，文学交流规模更大，汇聚的能量也更强。“当时的华东师大几乎成了先锋小说家的中转站，一方面是因为华东师大的先锋批评家多，先锋主义气氛浓重；另一方面是因为先锋派作家之一的格非在这里当老师。马原、余华、苏童、北村，三天两头打这里路过，程永新、吴洪森更是长期待在这里玩”。(20)圈子中的这些人以“文学”为纽带，可以分享共同的文化资源，并在讨论和批评中培育出相近的文学趣味。 从文学社会学来看，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需要，每一种文学也都拥有各自赖以生成的交流系统。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文学身份最清楚的是文化群体。批评家、编辑和作家等人表现得更明显，“文学事实以封闭方式在这个群体内展开着。”(21)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大来说，自由生长的人文环境和生态氛围，培养出华东师大作家群和批评家群两个互相影响的文化群落。由于精神装备和意识形态装备的差异，其各自认同的文学谱系并不一致。在批评家内部，也由于学术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各自的专业研究和批评风格同样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夏中义执着于艺术心理学研究，宋耀良兴趣点更多在岩画，方克强集中于神话原型的阐释，南帆、殷国明更多关注文学创作现象，李劼、朱大可则明显带有先锋批判色彩。(22)但他们几乎都下力气写过小说创作评论。以《当代文艺探索》等批评杂志为华东师大青年批评家群体编辑专刊为标志，他们产生了巨大的群体效应，改变了文学批评的风貌。 学院批评的兴起并不仅仅只存在于华东师大，就上海来说，复旦大学有以陈思和等人为代表的青年批评家，在北京，有季红真、黄子平等青年批评家，甚至在福建，也以《当代文艺探索》为中心，出现了以林兴宅等人为代表的闽派批评家。这些由青年学子构成的新潮批评家大多在大学工作。学院环境本身更能保障文学世界的相对自足。他们的批评方法、批评体式都有很大不同。随着各自批评个性的形成，相互竞争促进了文学批评内部的结构性渐变，一个分化的场域结构渐渐显形，逐渐发展为两大群体倾向：“作协群体的追踪式批评和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的学院式批评。”(23)不同的批评群体，占据着条件不同的等级和权力位置，由文化资源的不同发展出不同的文学立场。其中，上海新潮批评对先锋小说抱有更大热情。 当学院青年批评家进行批评操练的时候，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正到了呼唤文体自觉的关口。两者在文学意识上一拍即合，很多刚出道的批评家把目光转向了“形式”。从文学自身发展来看，挣脱高度政治化的一元化束缚，自然要寻求自律性。对文学本体的呼唤使得批评家们坚信：“只谈论内容本身决不是谈论艺术，而是在谈论经验；只有当我们论及完成的内容，也就是形式，也就是艺术品的本身时，我们才是批评家。”(24)从文学场域来看，对文学自觉的强调和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化是一致的，同学院批评确证自身的现实需要紧密相关。对形式本身的专业化认同，包含着学院批评某种自我肯定的逻辑。通过对一般读者阅读先锋小说能力欠缺的印证，新潮批评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知识上的优越感。正由于此，学院派批评可以理直气壮地肯定先锋小说脱离普通读者的趋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