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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丁玲的《关于〈在医院中〉》是一篇写于延安文艺整风时期，未发表的检讨稿。作为一篇检讨，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不符合“检讨”这一思想改造方式的要求。其内容主要是对《在医院中》“错误”的自白，其修辞则以双重否定句或让步假设复句等句式来肯定“错误事实”出现的合理性。与《关于〈在医院中〉》同时出现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两文也都显示出1942年丁玲在整风运动的双重身份，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后两篇文章看作是丁玲转变的标志。丁玲真正的转变发生在1943年7月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审干、抢救之后，这才是她真正的脱胎换骨。 【关 键 词】丁玲/毛文体/转变 【作者简介】徐仲佳，男，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丁玲的《关于〈在医院中〉》(草稿)最初是2006年夏由王增如在陈明收存的旧物中发现的。后来，此稿由王增如以《一份未发表的检讨——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草稿》为题在2007年召开的“第十届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披露。同年，先后在《书城》第11期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6期上发表。此稿面世之后并没有受到研究界的足够重视。目前仅见王增如的上文和根据上文加以增饰的《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1]和吴福辉先生的《透过解说与检讨的表层——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阅读札记》[2]两篇专文。另有郭冰茹、秦林芳、李振、孙红震、李秀荣、张丽英等为数不多的论文涉及此稿[3]。这篇未发表的“作家检讨残稿”是“可以切入进去，深入研究解放区文学的”，但是，却并没有学术界的应有重视，这是十分可惜的①。 根据王增如的推测，此稿的“写作时间，大约是1942年的下半年，而且极有可能是在八月重庆《文艺阵地》转载了《在医院中》之后。”关于这篇草稿的性质，王增如认为，“是丁玲对于自己的小说《在医院中》的说明和检讨。”“丁玲在这篇文章里，作了一些说明和解释，更多的是作了检讨。”[4]吴福辉先生也认为它是丁玲在一定压力下无奈的检讨。不过，吴福辉先生的判断与王增如先生的判断稍有不同，他认为，丁玲的此稿，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会用要革命、求进步的真心实意去检查；作为一个天才作家会倾吐创作的真实思路，不加掩饰地袒露内心。”“这两种声音在丁玲的这份草稿中是矛盾的。这篇草稿是一个多声部未完的‘检讨’”[2]。我的看法与吴福辉先生的看法相近。我所关注的是，这个检讨中的多声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检讨？这样一个多声部的检讨能否给我们提供延安文艺整风过程中丁玲转变的新理解？ 一、不合格的检讨 按照商昌宝的考察，“检讨”这一“党内民主的方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最鲜明的标志”是从延安整风，也就是丁玲的这个草稿写作的时期出现的。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检讨成为“整风的固定程式”[5]7、5、6。不过，丁玲写作这个检讨时，检讨八股还未完全成型②，虽然此稿是在一定的压力之下写成的，其中也有检讨的成分，但是，丁玲的这一检讨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都是虽有检讨之皮，但缺少检讨之实，或者说，这只是一篇并不合格的检讨。 一份合格的检讨，首先要承认“错误事实”。丁玲的“错误事实”是由燎荧1942年6月10日发表于《解放日报》上的《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一文所揭发出来的。燎荧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基础的，对《在医院中》进行上纲上线式的批判，是典型的毛文体。在燎荧看来，《在医院中》的错误主要有三点：第一，没有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规范去描写“对象的本质”，而是“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第二，“作者在小说里面的环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确的”：“作者为了表现她的人物，她是过分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作者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忘记了他是在描写一个党的事业的医院……作者是在描写出了一个比以牟利为目的的旧式医院还要坏的医院。”第三，没有写出“陆萍从非无产阶级走进无产阶级的队伍”的“改造过程”。丁玲对陆萍跨过荆棘，在艰苦中成长的描写，“是反集体主义的，是在思想上宣传个人主义。”“而新现实主义的方法，则是：与旧现实主义不同，强调个人与集体的不可分离的。”基于上述理由，他将《在医院中》的错误归结为“是在于主题的不明确上，是在于对主人公的周围环境的静止描写上，是在于对于主人公的性格的无批判上，而这结果，是在思想上不自觉的宣传了个人主义，在实际上使同志间隔膜。”这些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在医院中》的作者，是被部分的现实(现象)所俘虏了，是被和她自己相同的人所俘虏了。她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象陆萍就只有和她自己相同的朋友，带着陈腐的阶级的偏见，对和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作不正确的观察，甚至否定”[6]274－281。 燎荧文章的“毛文体”色彩是那个时代刚刚建构起来的具有巨大穿透力的文体，这对丁玲的压力应该说是很大的。加之之前对《三八节有感》有组织的批评，使得这种压力更加明显。丁玲写作《关于〈在医院中〉》的目的主要是回应燎荧此文。不过，从她对“错误事实”的认识态度上还没有达到老老实实全盘接受的地步这一点来看，丁玲对当时新兴的毛文体还并不熟悉。检讨中承认“错误事实”关键不在“错误事实”的真假，而是检讨者的态度应该“老老实实”。从稿子的修辞方式来看，丁玲显然还没有完全熟悉检讨这一后来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最普遍方式的真正用意：是要通过在“群众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使检讨者——引者)拿掉架子，清醒谦虚过来”[7]49。她在此稿中的主要目的是自白——是解释、说明，也是驳难。稿子原本有“自白之一”的字样，这是能够说明此稿写作本意的证据之一。除此之外，在稿子的7节中，自白的声音也远远高过检讨的声音。在《小说的产生》和《所谓理想》两节中，丁玲一再强调《在医院中》出现的“积极性的企图”，是“企图在一群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女孩子里面，放一点客观进去，使她们的感情在理智之下滤过，比较现实和坚强，这个企图是有它的积极性的。”“这个人物的任务便是以它的历史使同时代的青年女子同情她，以她的欢乐为欢乐，以她的悲愁为悲愁，而且她不只要夺取她们的爱，还要为她们的模范，她们要拿她做为自己的勉励，愿与她同化。”虽然她也在稿子中承认，她因“不够具备”对“人物的环境，对(现实的认识)和对环境所采取的态度(立场)”的认识而不能“攫取扼要的例子”“来烘托人物”，因此使小说的“企图落空”。但是，丁玲又认为，燎荧所要求的作家作为生活的“裁判者”，“站在他的阶级的尖端，来否定与肯定”，也必须顾及到文学的独特性——即要以生动的文学形象来打动读者——“作者要在这样一个拟想的人物身上，达到所规定的任务时，首先他要把这个人物写成一个活的人，有血肉，有感情，能被读者了解，与读者相亲切，气息相通。”从后面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丁玲看来，陆萍就是这样的一个具有生活逻辑的形象。在《所谓理想》一节的最后，丁玲用了一个假设句表达了对燎荧关于她的责难——“《在医院中》的作者，是被部分的现实(现象)所俘虏了”——的拒绝：“假如我硬幻想出一些动人情景也可以做到的(即通过所谓的攫取扼要的例子来烘托人物——引者)，但人物一定是死”。这句话的潜意味就是：她不能脱离自己的体验来生造一个符合政治上正确的人物。在《我的打算和安排》、《陆萍与我》这两节中，丁玲更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假设完全由我凭空创作，没有一点事实做根据，也许可以写出一个人物，或几件特别的事，但那一定会流于伪装的英雄，可佩服不可亲近，但这样的写法在比较写了一点东西的人都是不取的，我曾说我是把两个欲念纠缠在一起，而随便使用了那个产科助手，其实也是事实不得不叫我先拿定一个模特儿，然后加上许多东西去较为容易。也许我因为别的机会，舍弃了产科助手而取了另外的人，但总之这个模特儿决不会是我完全不熟悉的，精神上不通来往的人，从这里也可以看见，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意识还没有接触到我的理想人物。……我还是在依照着我的打算安排我的人物和事件。”(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这里加了着重号的部分可以让我们透过检讨的表面看到丁玲对于自己的文学经验和所塑造的陆萍这个形象的自信。她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个“比较写了一点东西的人”的自豪；她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陆萍的喜爱：虽然陆萍仍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员，但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虽说也的确觉得有些不合我的打算，但却只能照我的思维与意志去安排。“陆萍正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在草稿关于此节的一种开头中，丁玲删去了曾经更露骨的对于陆萍的认同：“陆萍与我是分不开的。她是我的代言人，我以我的思想给她以生命”。《陆萍与我》这一节现存3个开头，我们虽然已经无法辨别哪一个开头是当时丁玲最真实的意思的表达，但其中至少有2个表达了对于陆萍的认同。这也足以说明作者对陆萍这一形象的自信。对于其中一个开头把陆萍判定为“还是一个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我想，丁玲也许该有很多的不情愿吧。 关于燎荧所指责的《在医院中》的“静止的”、“不正确”的环境安排，丁玲认为，陆萍周围那个冷漠的、阴暗的环境正是适合陆萍这个“钢铁的人物”的安排：“她(陆萍)不应该浅薄，也不应该感伤。她对生活是严肃而正视的。她不能连有一点点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都没有，或是幽闲的有时又是热烈的情愫，但她却应该有坚定的信心和方向，而且有思想，有批判自己的勇气。经过许多内心的斗争，直到很健康的站立着。因此她的生活最好是比较差些，工作的岗位比较艰苦而不适宜于发展。环境不大能了解她。那末当我要烘托这样一个人物时，我便不得不把环境写得不利于她……当我写这一段环境(第二节)时，我曾费了上百页的纸张，涂了又改，改了又毁。”丁玲强调自己在描写陆萍所生活的环境时的艰难选择，正是要说明自己在做出这样的选择时的慎重：是她文学经验中的基本规范在要求着这样的环境出现。在《关于环境》一节中，丁玲认为，《在医院中》的环境是与陆萍这一人物水乳交融的：“去年夏天我曾花了三个晚上企图修改这篇小说而不可能，我才看出并非那一件事写得不对，那一段文章写得不好，除了尾巴以外，完全是一种气氛的，这个气氛在全篇行文中是很自然发展着下去的，(修改是没有办法的，除非我所曾体会到的要杀戳这人物，用什么方法杀戮她，得把整个环——此为原稿划掉的两行。抄录者注)只修改一部分简直是不可能。”在后面的《失败的原因》中，她把造成《在医院中》的失败归结为“个人主义”。而她所以为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对艺术规则的重视超出了对于政治上正确的重视：“我在动笔之后我似乎已把最初的企图完全忘记了，只注意在一点，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而这个典型又脱离原来的理想，只是就我的趣味而完成的。为着要完成这一个人物，不惜歪曲现实。”这里所谓的被歪曲“现实”实际上是指燎荧所要求的那个所谓的抓住“对象的本质”的现实，而这也正是1929年就存在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所要求的现实。作为左联时期的亲历者，丁玲不可能不熟悉这些理论。当然，她也知道此时的文学环境与彼时的文学环境并不相同。因此，她一方面承认自己没有把“延安的环境与过去的环境”分开来看，只从对人物的自我体验出发设计环境；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对陆萍所处环境的描写是她这个创作主体真实的一面：“所以我老实说，假如我真的把环境改了，我心里一定会不痛快的，一个人连在［写作上——原稿划掉。抄录者注］自己创作的领域里还在说假话是最困难的。所以环境之所以写得那么灰色，是因为我心里有灰色，我用了这灰色的眼镜看世界，世界就跟着我这灰色所起的吸收与反射作用而全换了颜色。”而她的“错误事实”主要是没有认识到这种“个人主义”的写法可以给很多人以坏的影响。这也是吴福辉先生所读出来的两种声音的矛盾。这使得她的这一自白完全背离了检讨所需要的“洗洗澡”、“打掉架子”的目的。她的架子端得还是很足。 丁玲此稿作为检讨的不合格还表现在，她没有按照帮助者所提供的纲、线来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事实”。“拿头找帽子”，即将“错误事实”定性、归位，是一个合格的检讨必不可少的部分[5]32。燎荧给《在医院中》的定性是个人主义的(反集体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旧现实主义的。丁玲虽接受了“个人主义”的帽子，但却把这顶帽子与其对文学经验的自信结合在一起。在《失败的原因》中，丁玲曾经写下“我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的”一句，随后划掉，而改为“我想我写这篇小说的确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这样一句相对含糊的说法，这就把她身上“个人主义”错误的程度减低了很多。其后，她又从小说创作动机的积极性上对之加以辩解。在《失败的原因》第二部分，丁玲又更进一步：“我的思想方法，假如我完全以黑当白，歪曲了现实，去写我的人物，那是不会的”。显然，她对“个人主义”这顶帽子欲迎还拒，或者说以迎代拒。对于她“是被部分的现实(现象)所俘虏了，是被和她自己相同的人所俘虏了”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这顶帽子，丁玲通过自己对陆萍以及《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认可，但这认可并不是对“错误事实”的上纲上线，而是对燎荧的指责带有自信的拒绝。丁玲对于自己“错误事实”的上纲上线也仅止于“党八股”这一顶帽子。关于燎荧所指责的《在医院中》没有写出“陆萍从非无产阶级走进无产阶级的队伍”的“改造过程”这一点，丁玲承认自己“没有写出她的转变过程”，“只拿了一个空旧的人和几则教条来纠正了陆萍。”这个“不自然的尾巴”“完全是一个党八股”。很显然，对于这一“错误事实”的承认，丁玲还是很痛快的，而且帽子戴得很痛快。因为一方面，小说中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的中心思想，她不会不知道其重要性。因此，她不吝啬地拣了一个“党八股”的帽子给自己戴，也许是因为这个帽子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有利：她辩解自己在小说中试图用“比较辩证”的方式来使陆萍得到改造，党八股的表现只是在小说实际处理这一改造过程时，“很生硬而勉强”。因此，丁玲此稿自白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检讨性质。 另外，从此稿中自白与检讨的修辞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丁玲的态度。与她的自白的肯定性表达不同，她在检查自己的“错误事实”时常常以双重否定句或者让步假设复句等句式来肯定这些“错误事实”出现的合理性。例如，上述所举例子中，在强调陆萍与环境的关系时，丁玲就用了双重否定句：“因此她的生活最好是比较差些，工作的岗位比较艰苦而不适宜于发展。环境不大能了解她。那末当我要烘托这样一个人物时，我便不得不把环境写得不利于她”。在表达她与陆萍的同一性时，也用了双重否定句：“她始终缺乏马克思主义，她的情绪是个人的，她的斗争是唯心的，孤孤另另的。……但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在表达陆萍这一人物的真实性时，她使用了让步假设复句：“假设完全由我凭空创作，没有一点事实做根据，也许可以写出一个人物，或几件特别的事，但那一定会是流于伪装的英雄，可佩服不可亲近，但这样的写法在比较写了一点东西的人都是不取的”。这里的两个偏句分别陈述了两个事实：没有生活逻辑的“现实”是没有读者的，也是有艺术经验的作家所不取的。而这也潜含着对燎荧在文章中所谓的写本质的新现实主义的一种拒绝。这样的例子在此稿中还可以找出一些来。 在检查到自己的“错误事实”的后果时，丁玲还曾经用“可能”、“似乎”这类表示可能性和商量语气的副词来修饰之，以显示出她对于这些后果的怀疑与反感。例如，在《失败的原因》一节中有“可能有的不良后果”一段，此段后来被丁玲划掉，也许就是因为她感觉到了这一带有商量语气副词修饰的定语可以泄漏出自己的反感和怀疑。另外一个例子是，她在检讨阴郁的环境使陆萍在读者中产生坏影响时，也用了这样副词修饰之：“所以陆萍本身不特不能说服人，反而可能引起怀疑”。而在检讨自己“错误事实”中的“个人主义”时，她也两次用了“似乎”这一副词。一次是在《失败的原因》中：“我想，从我的打算看来，似乎还比较好，但在我的安排之中，我想我写这篇小说的确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因为我在动笔之后我似乎已把最初的企图完全忘记了，只注意在一点，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这段话中的前一个“似乎”是在为自己的“积极性”动机进行辩护，后一个则带有自己对于艺术经验的忠实的自信。另一次是在《关于环境》中也以这一方式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我在写这篇小说时，似乎是只注意一点，即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这些与检讨相悖的修辞虽然在稿子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是，它们的存在还是显示出丁玲这一检讨者当时更为隐秘的内心：她并没有完全认同帮助者，也没有完全认同正在形成的“毛文体”。那么，为什么此时的丁玲没有完全认同正在形成的“毛文体”？她又是在何时，什么情况下真正认同并自觉地成为“毛文体”的生产者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