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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种说法，叫“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这个“论”可以认为是“论说”，也可以看作“预设”的或“后设”的理论，这个“史”，自然就是历史或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以论带史”，顾名思义，就是以史家的论说或“预设”“后设”的理论来“带动”历史的叙述，或“带出”历史事实，甚者则以前者代替后者，是谓“以论代史”。不能说此前的现当代文学史都是“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产物，但普遍接受了这种观念和方法论的影响，却是一个事实。以当代文学史为例，最早的当代文学史著述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历史的叙述，不但总体设“论”的依据，是该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政治运动的主题，以之作为文学史论述的纲领和主线，统率和支配文学史实的选择和叙述，而且所选择和叙述的文学史实，诸如对该时期文学发展脉络的描述和阶段性划分，该时期文学思想的主导潮流和对错误思潮的批判斗争，该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和需要批评的创作倾向等等，也都是采自这期间召开的几次重要文学会议的“讲话”和“报告”。这些“讲话”和“报告”虽然是文学界领导人对该时期文学活动的总结，但往往要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确立一个论述的中心，上述文学史实，就是围绕这个中心加以选择、提炼的结果，可见，这种“讲话”和“报告”天然地带有一种“以论带史”的性质。因为上述原因，所以，这期间的当代文学史著述，大半都存在一种“双重”的设论：一是属于文学史编撰者的，二是属于文学史实的选择者的，二者存在一种同质同构关系；前者是“专业”的意识，后者是“官方”的意识，二者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经过这种“双重”的设论对文学史实的甄别、筛汰和选择、提炼，这期间的文学史所叙述的，就不可能是“客观”的或不完全是“客观”的文学事实，而是以其选择的文学史实为其“预设”的或“后设”的理论做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文学史著述，其意也不全在述史，而在通过述史证明“当代文学是党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斗争中发展壮大的”之类的设论，因而“突出党对文艺的领导；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等，就成了这类文学史著述的主旨所在。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于1958年编撰、1962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把这样的意图明确地写进了该著(初稿)的“前言”和“绪论”之中①。虽然当代文学史著述在此后有很大的改变，但这种影响并未消失殆尽，相反却对今天的当代文学史著述仍然在发生潜在的作用。今人对“文革”前“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评价，大都是来自这些早期当代文学史论著所留下的“第一”印象。 “编年体”的文学史并不否认上述文学史的设论立场，也无意拆解这些文学史著“预设”或“后设”的各种理论，而是企图跨越这些论著所设置的理论樊篱，通过依年(年下依月、月下依日)序次记录文学史实的方式，返回历史现场，在历史事实的而不是理论逻辑的时空中，重构文学活动的现场，重建文学史的秩序。笔者在一篇论及“编年体”现当代文学史编撰体会的文章中，曾表达过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意图： 我们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亟待改变这种“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重“论”轻“史”的局面。本项目采用编年史的体例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是希望通过复活中国史学这种古老的著述体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学术重考据、重实证的“朴学”精神，以救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上述弊端，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追求自身的科学性，构造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想通过这种努力，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学术境界。编年史的体例虽然也有它自身的局限，但它的好处就在于迫使学者重新回到第一手资料中去，通过对文学史的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钩沉、辑佚，占有尽可能详尽、完备同时又尽可能准确、翔实的文学史料，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这些文学史料的甄别和选择、比照和胪列，构造一个“用事实说话”的文学史的逻辑和秩序。这种文学史的逻辑和秩序，不是靠观点来“黏合”史料，而是靠史实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的，史家的观点和评价，就隐含在这些史实及其所建立的关系之中。[5] 笔者深知要真正实现这样的工作意图，其实十分困难。这种困难，首先就在于一种知识“谱系”的形成，往往要受隐藏其后的某种权力话语的支配，而这种权力话语，同时也在对接受这种知识“谱系”的公众(知识受体)意识起支配作用，是很难轻易改变的。尤其是当这种受权力话语支配的知识“谱系”也存在某种事实依据的时候，它拥有的构造历史的力量就更为强大。以现当代文学史对五四时期和“十七年”文学思潮的历史叙述为例，通常认为五四新文学经历了与“复古主义”(现在也有称“保守主义”或“文化守成”的)思潮的三次斗争(按：指与林纾、“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十七年”文学思潮经历了“五大战役”(按：通常指对电影《武训传》、萧也牧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和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也有不同的说法)，这些由不同时期的知识权力或政治权力所构造的历史，因为有上述既成事实的支持，而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但却隐去了同样由这种话语权力所制造的片面性和简单化。事实上，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潮，还是“十七年”的文学思想，都是十分复杂的，其间的矛盾抵牾和冲突斗争也是多种多样、犬牙交错的，与所谓“复古主义”的三次斗争和“五大战役”，只是由某种话语权力所构造的一种“主潮”的历史或历史的“主潮”，是不能完全说明这期间文学思潮的全部复杂关系和存在状况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