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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早期的诗学贡献——对《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及其写作背景的考察(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东岳论丛》(济南)2014年 李培艳 参加讨论

    三、新诗理论重心的转移与人格修养讨论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田汉的“劳动诗歌论”理论预设虽然粗糙,但“劳动”话语的介入将新诗理论推进到了更为本质的层面——诗人人格的养成。回到早期新诗理论的历史脉络,田汉的思考并不孤立,发表在同期“诗学研究号”上的《新诗略谈》(宗白华著)、《新诗的我见》(康白情著)等诗学讨论就与田汉存在着潜在的对话关系,他们二人同样将问题锁定在诗人人格的养成问题。
    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作为早期新诗最系统的综合诗论,与田汉的逻辑如出一辙,认为从根本上预备新诗就是要创造新诗人,即作新诗人的修养(25)。只是其对“修养”概念的理解更丰富,他从四个方面理解新诗人的修养:1、人格的修养在于发展绝对的个性;2、知识的修养;3、艺术的修养;4、感情的修养(26)。其所理想的诗人人格无疑更具包容性,既绝对个性,又可以容纳社会人生万象。宗白华则提出“形”与“质”的区分,其中“形”相当于“作诗的艺术的训练”,而“质”指向的就是“诗人人格的养成”(27)。而对于具体的诗人人格养成方法,他提出了哲理研究、在自然中活动与在社会中活动三种路径。因为,在宗白华看来,诗人应该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观察者,“自然”是其直觉灵感的源泉,而“社会”则是其窥看人性的现实空间(28)。
    实际上,当时更为集中的讨论出现于《三叶集》中。在《三叶集》的通信中,田汉与宗白华基本上延续了其在“诗学研究号”中的诗学见解,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的回应。接续宗白华对于诗歌“形”与“质”的区分,郭沫若提出了“人的问题”与“艺的问题”。在他看来,诗的原始细胞是单纯的直觉,因此,新体诗的创造关键在于“造”人——建设新鲜的诗人人格(29)。为此,郭沫若还提出借鉴德国忏悔文学所提供的忏悔技术,作《忏悔录》将过去“全盘吐泻净尽”,以求自我人格的涅槃更生(30)。
    由此可见,田汉的诗学思考并不孤立,同一时期,康白情、宗白华与郭沫若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新诗人的人格养成问题,“人”才是新诗的本质与精神,只有“工具”与“主体”的双重层面的更新,才能使新诗从本质上区别于旧诗。因此,从胡适的语言形式变革到田汉的“劳动诗歌论”,似乎预示着新诗理论从“工具”向“主体”的某种偏移。据学者姜涛研究,“从新诗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从语言形式的变革,到诗人人格的凸显,康白情、宗白华、叶圣陶、田汉等人的论文,具有相当重要的‘转折’意义,代表了新诗合法性构想的一个新阶段”,而且,这种“从‘工具’到‘主体’的偏移,其动力不只来自新诗写作的内部,更不简单是浪漫主义诗学介入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转折’发生于五四青年人格、修养讨论的热烈氛围之中”(31)。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在更大的政治社会背景中,看待田汉等对诗人人格修养的关注?
    实际上,田汉等的诗学理论中所使用的“修养”概念,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诗学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史的概念。从先秦儒家“修己治人”的基本主张到北宋儒学复兴后,理学家对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具体修身方法的强调与实践,以及民初救亡危机中康梁对于传统经世模式的回归,“修养”思想在中国思想史脉络中的演变可谓源远流长。“‘修身’不但是个人经由德性修养而成就自我的道路,也在建设理想社会的过程中扮演关键性角色”(32)。
    到五四前后,儒家的修身伦理依旧在青年中发挥着现实的影响力,田汉所加入的少年中国学会就是青年修养讨论的积极参与者。其中,少中领袖人物王光祈、曾琦的言论中不乏对青年修养问题的反思,康白情、宗白华作为少中会员都是青年修养讨论的积极参与者,少中地方精英恽代英、毛泽东更是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实践学会的人格修养理念。
    具体来讲,在田汉的“劳动”修养之外,恽代英提出了“社会性之修养”,他认为青年修养的核心在于养成“同力合作”的意识,并以互助型“小团体”的方式亲身实践(33)。青年毛泽东则提出了“体育”修养的概念,以体魄健康做为个体修养的根本(34)。此外,《少年中国》杂志还发表了康白情与余家菊关于青年修养问题的论争。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的《会员通信》上,康白情首先提出了“社交”修养的话题,认为青年要想征服社会改造社会,首先应该习惯社会的生活,而“社交”修养是其做社会的活动必备的技能(35)。余家菊则将康白情的“社交”话题转移到了具体的“学”、“形”关系的讨论,认为“新修养不能离开学问,不过真的学问要从行为中产生”,“行”才是修养的方法,青年应该历练的是“做事”的修养(36)。
    倘若细究,“社会性之修养”、“社交”修养、“做事”修养等,虽然概念有所不同,但所指大体相同,其共同指向的是一种能动的社会性人格。而回到少年中国学会的话题语境,其成员对于修养话题的讨论并非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与学会整体性的社会改造战略相关联的。在王光祈等看来,少年中国运动是一种自反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关键在于“训练人”,即“人的性格与习惯的养成”(37)。恽代英同样认为“新旧之争的根基在于怎样做人”,“创造少年中国的核心为个体人格的养成”(38)。并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修养人格与改造自我的方法。宗白华则将少年中国的创造事业归结为“对于小己新人格的创造”与“对中国新文化的创造”,他认为只有“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情感、意志皆完全发展的人格”,然后才能创造“少年中国”(39)。
    因此,修养话题才会成为其成员所热衷讨论的话题,田汉、宗白华、康白情等早期新诗人对于诗人人格修养的讨论,并不封闭于新诗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内部,而是深受少中青年人格修养讨论的影响,其背后以更大的创造少年中国的社会改造理想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五四激进的社会改造氛围中,对于田汉等五四知识青年而言,文艺本身并非封闭的空间,而是有着自身特殊的介入现实的能力,并与外部的社会改造实践相呼应。
    由此可见,田汉的《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并非单纯的诗学论文,倘若将其放回早期新诗理论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改造话题场域中,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话题空间:首先,从个体历史层面来看,诗与劳动话题相结合的诗学思考源于田汉对近代文艺困境的感知;其次,回到少中的社会改造语境中,“劳动”是塑造“新人”、创造灵肉一致的“新生活”的源泉,诗与劳动的结合,既预示着一种理想的诗人人格,又与少年中国社会变革远景内在相关,“劳动诗歌论”的背后所呈现的是浪漫诗学与社会改造实践之间的张力;再者,早期新诗理论从“工具”向“主体”的重心转移并不发生于诗学讨论的内部,而是发生于五四青年人格修养讨论的历史语境中,对于田汉等知识青年而言,文艺与社会改造实践是一体的,其根本都在于塑造“新人”。
     
    注释:
    ①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②小谷一郎:《田汉在日本》,刘平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页。
    ③(20)田汉:《致左舜生》,《田汉全集》编委会编:《田汉全集》(第20卷),石家庄:华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④⑤⑥⑦⑧⑨(14)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载《少年中国》杂志第一卷第八、九两期。
    ⑩孟庆澍:《无政府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与演变》,《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第一章),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例如周作人的白话诗《两个扫雪的人》、叶圣陶的小说《晓行》等。相关史料参见周作人:《两个扫雪的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逝去的生命》,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3-4页。
    (12)据统计,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两年多的时间里,《新青年》就曾发表一百四十篇关于“劳动问题”的政论、报导、通信,北京《每周评论》和《晨报副刊》,上海《星期评论》、《建设》和《民国日报?觉悟副刊》,长沙《湘江评论》和天津《觉悟》等报刊,当时也都对劳动问题进行了大力宣传,《每周评论》等还开辟了“国内劳动状况”、“劳动问题”、“工人生活”等专栏。详细参阅王强:《“劳工神圣”与五四新文学》,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13)例如李大钊就曾发表文章号召知识阶级加入劳工团体,青年“到民间去”,做开发农村与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详细参阅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载《晨报》1919年第2期。
    (15)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进行计划书》,载《少年中国运动》,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版。
    (16)《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张允候等编,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2-489页。
    (17)《讨论小组织问题》,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2号。
    (18)田汉,郭沫若,宗白华:《三叶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4页。
    (19)(30)田汉:《梅雨》,《田汉全集》编委会编:田汉全集》(第11卷),第1-4页,第35-38页。
    (21)田汉:《致黄仲苏》,《田汉全集》编委会编:《田汉全集》(第20卷),第11-15页。
    (22)(23)田汉:《新浪漫主义及其它——复黄日葵兄一封长信》,《田汉全集》编委会编:《田汉全集》(第14卷),第157-190页。
    (24)张向华编:《田汉年谱》,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25)(26)康白情:《新诗底我见》,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九期。
    (27)(28)宗白华:《新诗略谈》,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
    (29)郭沫若:《郭沫若致宗白华函》,见《三叶集》,第11-19页。
    (31)姜涛:《解剖室中的人格想象:对郭沫若早期诗人形象的扩展性考察》,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编:《新诗与浪漫主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第118页。
    (32)杨贞德:《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9页。
    (33)李培艳:《从自我养成到社会改造——对恽代英五四时期“小团体”实践的考察(1915—1921)》,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4)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
    (35)《会员通信》,《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
    (36)《会员通信》,《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37)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38)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上)(下),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一、三期。
    (39)宗白华:《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五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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