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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另一个独具的特色在于，书中包含着大量有关“文献掌故式”的叙事元素。比如，它写到了前清流传下来的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传奇故事；写到了北京当年“丐帮”的行乞方式；写到了北京市民结婚仪式的历史演变；写到了建国初期北京平板运输业的发展状况；甚至还谈到日本人在北京火车站地下道尽头设立的精工表灯光告示箱；除此，读者还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某些集邮和武术方面的知识”。如此便在“京味”小说的意义上，展现了一种丰富的文化认知功能。到了此后的小说《风过耳》，刘心武开始有意去除当年《钟鼓楼》“文献掌故式的叙述”所包含的文化认知意义。不同于一九八○年代文化意义上的北京叙述，那个一九九○年代的文本，更多呈现出特定年代所普遍具有的文化挽歌意味，甚至其小说本身便是某种文化危机的尖锐表征。有评论者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风过耳》“这部看上去平实无华的作品，其实凝聚着某种历史的象征意味”，它既是“新时期”的“历史主体衰亡的表征”，同时又“始终流荡着‘新时期’的理想化情调”。④这种去“京味”的叙述延续到了如今这部《飘窗》之中。《飘窗》无疑也具有社会认识的功能，它忠实地记录着这个时代，讲述这个平淡无奇的时代令人惊悚的文化现实，然而它更多还是像那部《风过耳》一般，在一种文化颓败的意义之中展开别样的叙事怀抱，它顽强地讲述这个不断变动的现实世界，呈现那些匪夷所思的人与事，而这些人与事足以让人思索这个时代的精神处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