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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人故事：路遥式个人主义 “当星星点点的灯火在城里亮起来的时候”，高加林“忍不住狂热地张开双臂”，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了……”这烈焰燃烧前的一刹那宁静，必定让80年代的文学爱好者们看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图景中于连那样野心勃勃的外省青年。据说路遥很喜欢于连这个人物形象，但他又借黄亚萍的描述，说高加林既像于连，又像保尔·柯察金，就此打开了关于社会主义新人与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之间界限松动的缺口。 《人生》发表后，批评界随即展开了高加林是否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新人”的争辩。有批评家认为高加林是缺乏集体意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但也有批评家认为相比李顺大、陈奂生式的“见钱眼开”，高加林才是精神上的强者，代表了农村经济改革中崛起的“新人”。“现代/传统”的分析框架开始渗入到毛泽东时代以路线斗争为纲的“新人”表述中，随着新启蒙思潮逐渐成为改革实践的意识形态基础，批评家们更多地从高加林身上读到了现代青年的个性意识与自我觉醒。 普通读者的反应跟批评界的变化步调一致，特别是在1984年电影《人生》热播以后，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偏向于个人主义的激进情绪。一种合理利己的个人主义，可能构成对城乡差别的有力挑战——在1984年11月由《大众电影》和《中国青年》分别组织的两次《人生》电影座谈会中，这种意见明显占了上风： 刘庆燕(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我认为编导对他的结局处理很不好。这样一个有才华，有作为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家乡种地？为什么他一定要固定在土地上？他完全可以在城市的四化建设中大有作为。如果这样，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只有回农村才是正确的了？”(17) 王忠明(国家计委)：“我认为《人生》在提倡一种反对改革而安于贫困的思想，好像高加林怎么奋斗也不成，你必须回到故土去，那里就是你的根。”(18) 黄方毅(中国社科院世经所)：“我认为，高加林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功业追求。难道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是个人主义？我认为不是。高加林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村知识青年，他追求的是精神生活占很大比重的生活。人类的进步，总是由低层次(物质层次)向高层次(精神层次)发展的。高加林的追求，就是这种精神层次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可以说是进步的。”(19) 杨利川(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长期以来，在中国整个社会结构中，使农村封闭的界限划得太多了，使农村青年缺少发展的余地。如户口有农业非农业之分，职业有集体国营之分，这些界限影响着人才的流动，也就造成一些有志的农村青年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时，不得不依赖于机遇。”(20) 上述讨论提醒我们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高加林作为农村知识青年区别于一般底层农民的特殊性，即第三条意见所说，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更大，第一条意见也明确提出了农村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后的出路问题。二是新时期要克服社会差别的难度。第四条意见将导致农村青年投机行为的社会原因归结为历史形成的城乡区隔制度，而新时期将继续面临“人地紧张”情况下如何解决现代化进程农民与农村的安置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障碍逐渐取消，但在粮食供应、教育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权益差别。因此，当第二条意见直接用“反对改革、安于贫困”来批评《人生》时，这种武断态度恰恰忽略了改革关于“先富”“共富”的分层设计。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农民只能留在农村“劳动致富”，而这一点恰好与前述农村知识青年的精神追求相冲突。 不同于读者们为高加林鸣不平时的改革热情，路遥的个人经历和他敏锐的政治意识，让他更深刻地洞见新时期改革规划的内在矛盾。在1980年初给谷溪的信中，路遥写道： “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明显有严重的两重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文明的追求。这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年青人，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构成了国家潜在的危险。这些苦恼的人，同时也是愤愤不平的人。大量有文化的人将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如果说调整经济的目的不是最后达到逐渐消除这种不平衡，情况将会无比严重，这个状况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出来。”(1980.2.22)(21) 虽然新时期国家政策鼓励年农村青年提高文化水平，但又宣传要以配合农业生产需要为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50-70年代的理想主义扎根教育。例如1981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发起有关“农村青年成才之路”的讨论，就特别提出了“土专家”(22)的说法，要求农村青年把知识回馈给农村；而1982年第11期《农村青年社会调查》，则有意宣传在生产责任制后，由于农民生活富裕起来，青年们自卑感减少，甚至“外流变回流”(23)。但在路遥看来，这正是所谓“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生活小康并不能彻底解决、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知识青年在文化精神追求方面的“相对剥夺感”。比《人生》早些，路遥的两位文坛劲敌陈忠实和贾平凹分别发表了《枣林曲》和《他和她的木耳》(24)，这两篇小说就更加符合国家政策宣传，小说中的农村知识青年进了城，但感情上却是一步一回头。相较之下，路遥在高加林的挣扎与痛苦中，显然保留了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 一段有趣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展路遥的认识。1983年第12期《中国青年》刊登了一篇旨在总结当前青年文学创作、“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其中提到《人生》，认为青年读者可以“从《人生》《黑骏马》中领悟到人生的哲理，唤起了对人民母亲的深沉的爱”，文章同时点名批评了一篇科幻小说，“描写一个农村女孩子，不是靠刻苦自学成才，而是被科学家注入了一种‘知识浓缩剂’之后，变成了博学出众、无所不能的‘超人’。于是，她去找劳动局、人事局，要求改变农村户口。被拒绝后流落在外，遭坏人奸污，最后丢掉了‘雄心壮志’，留在农村卖豆腐脑为生。”(25) 这篇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科幻小说《丢失的梦》发表于《小说林》1983年第3期，是一个女版高加林的故事：同样高考失落后被迫回村，农村女青年凌云遇到了正在研制“知识浓缩剂”的科学家，像高加林一样，以走“捷径”的方式进了城；小说结尾，类似高加林回归乡土，凌云也感慨道：“我们庄户人祖祖辈辈就是这么生活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的丈夫很爱我，我也很爱他。现在的政策也好了，能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还想什么呢？”可见两篇小说在叙事模式上非常相似，但为什么又得到了迥然不同的批评？ 魏雅华的原意，大约是要批评凌云不通过刻苦学习就想“不劳而获”的急功近利心态，也教育当时许多高考失利、待业在家的青年重新走向积极的人生道路。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但作者偏偏插入了一个“进城”故事，反而暴露出“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新时期共识在面对城乡差别时的失效。凌云原以为自己成了国家最需要的高知人才后就会被重视，但她很快在现实中清醒过来：“我一是农村人口，二无大学文凭，连待业青年都不够。这就是铁板上钉钉，命中注定的世袭农民。我找劳动局、人事局，个个摇头。好一点的，双手一摊，说爱莫能助；不好的，铁板面孔，推出门去。我跑到上海，去了几所大学，要求写作博士论文，客气点儿的说他们没有这个先例；不客气的，让我回去等明年高考，可我高考明明已经超了龄……”(26) 从对《丢失的梦》的批评中可以看到，主导文化非常鼓励农村青年的“雄心壮志”，甚至不要求知识青年必须扎根农村(凌云留在农村做小本生意，恰恰被认为是缺乏远大理想的)，但矛盾在于，国家政策又不可能让每一个农村青年进城。关键问题是，批评者所说的“雄心壮志”究竟指什么？是像城市青年一样过一种自由自在的富足生活？还是学习科学知识、参与四化建设？如果“留在农村卖豆腐”不再是改革新人应当具备的理想追求，那被迫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又该如何满足国家对青年的角色期待呢？由此可见改革初期主导文化在规范青年理想时的结构性困境——怎样才能既鼓励农村青年在新政策提供的新机遇中敢于改变农民命运，像城市青年那样实现更高的精神追求；同时又动员他们在城乡差别仍将长时期存在的情况下，愿意回到农村去？——《人生》无疑提交了一份理想答卷。 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人生》的发表和评论应当被看作是80年代初“潘晓讨论”的后续事件。在“潘晓讨论”被勒令检查之前，合理利己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共识，虽然1983年年底《中国青年》递交内部检查，承认“潘晓讨论”为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开了绿灯，但这种起伏并未阻挡80年代中国社会日益显著的个体化趋势。处于这样的时局变动中，《人生》契合了各方力量，它既用高加林的人生悲喜剧说出了一代人艰难寻找出路的心声，成为反特权、克服差别等推进改革的突破口，使得小说超出农村青年这一特定阶层获得社会普遍性：又适度回应了国家层面改革话语对于80年代青年的角色要求，在为个人松绑的同时，寻找理想主义教育的可能途径；而如前所述，对于路遥个人来说，《人生》既是对他人生经历的实写，又是对现实的理想救赎。 或许可以将之命名为一种“路遥式个人主义”。尽管路遥说《人生》是“向这两位尊敬的前辈作家(柳青和秦兆阳)交出的一份不成熟的作业”(27)，但高加林形象都更容易唤起读者关于19世纪资产阶级新人“于连”、而非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的文学记忆。不过高加林终究没有成为于连。相比梁生宝联合村民的集体主义抗争形式，“孤胆英雄”高加林更具美感，但路遥又在小说中不断让高加林遭遇新的生活情境，试探这种个人感觉的强度和真伪。高加林重返农村，但“个人”并没有被扼杀。不是要把个人重新约束到土地上，而是希望个人成为一个更具生产性的容器，让土地不再成为必须被逃离的荒野。如此可以理解，为何路遥要在创作《人生》的间隙，于1980年冬到1981年春完成了另一个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在这个故事里，农民的儿子马建强同样受尽歧视和冷遇，却在成长中体会到不同阶级出身的同学之间超越社会差别的动人友谊。《人生》本可以写成一个更接近于现实生活状态的关于“活法”的故事，一个丛林法则中如何适者生存的个人奋斗指南，但写出《在困难的日子里》的路遥，最终还是把它写成了一个关于“人生观”的故事，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