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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准荒诞性：《风水先生》 吴稚晖虽然轻视词章文学，不以小说著称，但是他在欧洲时有一段时期常读小说，他1907年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1月25日 “看醒狮第二册”。(34) 1月26日 “看夺嫡奇冤小说”。(35) 2月3日 “文亚送孽海花二编。给吕《亨利史》。”“小说一仙，报一便士半，杂志六便士。”(36) 2月21日 “演说书二便士半”。(37) 6月5日 “看小说”。(38) 6月6日 “下午至文亚所，求小说，无有。”(39) 6月28日 “看小说”。(40) 7月2日 “看文亚时报及新小说。得时报。”(41) 8月26日 “与文亚论淫书小说之害。如狂。”(42) 吴稚晖的《西洋小事闲评》甲编可以当作小说阅读。闲评西洋小事的五人分别为全右新、严笃旧、邝据实、孔求是、文识小，这些名字暗藏着一种文化态度，具有类型化特征。可见这些都是虚构的人物。文识小有可能代表吴稚晖自己的立场。开篇有一段对文识小文章观的介绍： 因为从古以来的记载，不是替英雄做传记，便是代帝王编谱牒。故虽题目堂皇，大半免不了邻猫生子的讥诮，极言有关系的甚少。若文人的记载，要盼望教着看的人得些实在利益，大的须将济世的经纶，条分缕析地写起来，小的将社会的生活，穷形尽相是描起来，这才算不枉了笔墨。但是写那大的，真要有大学问、大理想，方有个别择，能做成绝大关系的著作。不然古人执笔的，亦何尝没有一个，不想提起笔来，条分缕析，讲那济世的经纶，讲得绝有关系？无奈没有那种见识，便算避却了英雄传记、帝王谱牒，也便弄成一束官府的例行文书，或者一本书办的报销册子。这真不是轻易便好着笔的。如果没有那些大才，宁可将社会的小事，与民生日用饮食，有进化改良关系的，曲曲折折，不嫌细微，不管拉杂，传达到一般人个个知道，这利益也便不小。他挟了这个宗旨，所以便取《论语》上不贤者识其小者之意，起个别号，叫作识小。他专喜欢弄那风俗人情上有关系的闲笔墨。(43) 如果从摆脱“文以载道”的传统看，“专喜欢弄风俗人情上有关系的闲笔墨”的小说观已经具有现代意识。吴稚晖创作的小说不多，但他的长篇《上下古今谈》却“并非闲笔墨”。吴稚晖曾述及《上下古今谈》创作的动因有二。第一，1910年《新世纪》《民报》相继停刊，革命高潮受一顿挫，吴稚晖妻女来欧，生活费用没有着落，演成上下古今谈，寄往国内友人，聊得生活费用。第二，其内容则以讲述西方近代文明为主旨。吴稚晖在1910年的序言中说：有感于戊戌变法之际，“卖菜男子”对改寺庙为学校的攘臂愤怒，守旧愚顽，因而为“小国民”作一开智工作。《上下古今谈》采用明清章回小说的形式，共24回。故事叙述的框架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京官王曼卿被害，他的女儿王继英随着一批人逃离京城。在船上，王继英与同船者讲述西方近代的科技文明，诸如：地球是圆的、千里镜、照相术、地心吸力、银河系……如果说用文学宣扬西方的科学精神是五四新文学的内核之一，那么以白话讲述西方近代文明的《上下古今谈》则无疑是五四新文学的先锋。 如果说《上下古今谈》以白话形式与科学精神可以直接通向五四新文学，那么他的《风水先生》却很难做如此归类。《风水先生》是吴稚晖非常独特的作品，他将其命名为“草台小剧”，可能是受他好朋友李石岑所译廖抗夫的《夜未央》(1908年翻译)的影响。因为从叙事方式看，《风水先生》无疑是短篇小说的类型，并非戏剧的形式。《风水先生》中的“风水先生”这一自大可笑形象，如果从生活中找原型，极有可能指欧洲留学监督蒯光典(1857—1910)。吴稚晖在《新世纪》上有多篇时评抨击他。在《监督歟欧洲政府歟》中，吴稚晖用白话模仿蒯光典的说话： 曰：“吾路亦办过。矿亦办过。吾都办过。” 曰：“湖北的某学堂。便是吾去开办。吾讲学务是最早。” 曰：“是咯！吾即讲求佛经的哟！”(44) 这种语调与风水先生的语调非常相似，并且吴稚晖就认为蒯光典格调不高，如一农村风水先生。并且还有一个有力的暗示点，蒯光典作为清朝留学监督一年的俸禄是三万五千两银子，风水先生一年的收入恰好也是三万五千两银子。不过，仅仅把《风水先生》看作一讽刺封建官僚的小剧就太过简单。《风水先生》中风水先生这个形象具有更广的内涵，他代表着晚清面对西方文明冲击的僵化的守旧人士，也是吴稚晖心目中所谓固守国粹的旧中国人。“说鬼话。睡觉。哭。可谓三不朽。”这是对风水先生品性的概括，也是对国粹的讽刺，风水先生“诳兮睡兮。国之粹兮。哭三日兮。种之魂兮”的唱词用文言语句明确地把说鬼话、睡、哭作为国粹的迷梦。虽然吴稚晖刻画风水先生这个形象不够丰满，但是《风水先生》较为浓厚的荒诞色彩，显现出一种准现代性。 首先，小说环境设置在一个荒村，无名无处的西方“荒村”颇有荒诞色彩。《风水先生》开头写道：“台景系一荒村。破屋十八。牛棚二。猪圈三。鸡栏狗窠各若干。忽逢天灾。寇盗纷至。屋坏。猪牛亡去。村人号哭求救。”(45)初一看，以为是中国农村的某个村庄，但看到结尾处“西方不可以旧留”，方才知道这是个西方世界的荒村。这一背景的设置，与当时中国人所认为的中国落后、西方进步的共识背道而驰。 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法则是：主人公某某，某某地方的人，特别强调人物出生地以及故事发生地。《红楼梦》开头有个神话的帽子，最终还是要把故事落脚在金陵；《水浒传》中有百零八天罡地煞转世后，出生于各地，最后汇聚梁山泊。到了五四新小说中，虽不一定对主人公出生成长的之处做明白交代，但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非常清楚。五四新小说重视人物环境的典型化，人物环境越是高度抽象化就表明艺术性越高。鲁迅小说的故事地点大致在鲁镇或未庄，这两处地方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的缩影。人物活动场景的去地方化和去历史化，以致去国家化和去民族化，似乎很可以当作荒诞的特色之一。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故事场景就是“乡间一条路，有一棵树”。(46)卡夫卡的《城堡》中K活动在城堡外的村庄。城堡和村庄也都是无名无姓的。《变形记》中格利高尔的空间在公寓与公司，可是公寓与公司也都无名无姓。去地方化的程度越高，抽象化色彩就越浓，人类的荒诞感就越具有普遍性。“荒村”本身含有“荒凉”“荒芜”的生存向度。 其次，故事中冲突对立的双方是风水先生与工人群体，这一人物结构绝对具有现代性，因为工人形象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一种现代人物。“工人”在晚清有时也指做工的人，与“苦力”同义，如“外国人呼中国工人为活机器”(47)中“工人”就指一般做工的人。而吴稚晖笔下的“工人”懂现代知识和技术，因而具有现代工人的基本特质。风水先生与工人群体的对立，显示出守旧落后与先进文明的对立。数百工人来到这个荒村，好像个个具有开拓疆土、建设美丽家园的理想。“大功之成。早晚间耳。”“大功”所指为何，并不具体。留欧时期的吴稚晖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大同社会，反对政府，反对权力。因此，“大功”有可能指吴稚晖心目中的乌托邦理想世界。虽然这个意思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工人来到荒村后，“人人义形于色。有成功而朝食之势。稍后怠。博弈者。有好酒者。寻花问柳者。时有所闻。然大致尚安顿。不外于人情。苟任其自然。大功之成。早晚间耳”。工人有懈怠，也有博弈、好酒、寻花问柳者，倒是没有把工人抽象化和简单化，他们仍然是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工人虽为群像，但他们能团结一致、对技术很看重。这也是工人现代性的特质。相反，风水先生却是腐朽可笑的人物。风水先生的出场是典型的封建官僚的出场，非常可笑： 风水先生头戴封典二品。尾拖花翎一眼。腰缠白金三万五千两。老妈子四个。小伙计四个。前导后护。左抱右拥。施施然而入工厂。妈子伙计。两两对立。唱“相应”“奉此”“等因”“查照”。(48) 他的工具更是离奇： 风水先生从腰包挖出祖传的日规一个。千年朽木。百孔千疮。蛀虫钻出钻进。中间一个指南针。锈笨不动。风水先生戴着碗大眼镜。猛对朽盘锈针。把工程师所绘的图。工人所作的工。仔细品评了一回。(49) 风水先生用破烂的祖传日规去测量现代工人的图纸和工作，技术上的落后/先进之分隐含的是价值观念的冲突。因此风水先生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资本让冲突的升级。风水先生作为监工，代表村长/资本家的一方，他腰缠白金三万五千两，成为工人们反抗他的内在动力。工人们不仅驱逐了风水先生，而且改造了他的伙计们。风水先生被工人暴打之后灰溜溜离开荒村，留下他的四个小伙计来替他“代办”，可是工人们改造了这四个小伙计，他们高呼“风水滚蛋”，五六百工人大呼“工人万岁”。 再次，《风水先生》的语言呈现出夸张离奇的荒诞色彩。叙事语言非常夸张，如写荒村的村长一男一女：“男的遗精遗瞎了眼。女的偷汉偷昏了头。”这是典型的吴稚晖式语言，拿性事来讥刺人物。风水先生的语言更是光怪陆离，荒唐可笑。他作为村长请来的监工，对工人们训话： 风水先生大怒道：你看不起我。我路也祝过。地也掘过。厂也开过。什么都做过。形上的知道，形下的知道。不上不下的知道。我的位置啊。说来恐怕你还不晓得。是……是……是在康德、达尔文之间。(50) 从语体上看，风水先生的语言是相当纯粹的白话。从风格上看，他的说话呈现出自我解构的反讽功能。“不上不下的知道”这一“知道”恰恰消解了“形上的知道。形下的知道”的全知性。他把自己定位在“康德、达尔文之间”，把不在同一个领域内的两位西方学者并置一起，这种内在的矛盾显示的是悖论。语言的自我消解性是否也是现代性的内涵之一呢？ 风水先生要离开荒村、离开西方，内心的怨愤化为唱词。 风水先生乃操大汉之天声，发浩歌于海上。歌曰： 诳兮睡兮。国之粹兮。哭三日兮。种之魂兮。 目无人兮。当流血兮。归去来兮。命之衰兮。(51) 又歌曰： 狗屁兮牛屄。时不利兮欺不售。欺不售兮血泪流。归去归去兮。西方不可以久留。(52) 如果从人物性格的塑造来看，《风水先生》算不上成熟的文学作品，但它的许多因素却显示了这个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超前性。去地方化的荒村作为活动场景，风水先生和工人群体的对立，人物语言的新旧夹杂与离奇可笑，情节发展过程中淡化事件突出场景，作为工资的三万五千两银子成为情节发展的核心力量。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缺少的。北大三学者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认为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是真挚的文学、热情的文学、沉痛的文学，而根源于民族危机感的“焦灼”成为笼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53)吴稚晖与此不同，在“焦灼”之上加一点笑料煎烤，这一点使得他的文学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主流美感特质，正因为如此，也常常被后来的文学史叙述所忽略。 吴稚晖一方面把文学看作雕虫小技，文学的叙说乃是胡说八道，但他的“放屁文章观”又追求说话的自由、写作的自由，不受话语规则的限制，我想说就只管说。虽然他主张文言白话并存，但还是站在白话文提倡者的立场，主张言文一致。比如吴稚晖论及统一一国语言文字时，提及几个国家的情形：“日本以江户之音，变易全国。德奥以日耳曼语，英以英格兰语，法以法兰西语。而九州四国，萨克森、苏格兰、赛耳克、勃列丹诸语，皆归天然之淘汰。”(54)视中国“经史”为“死文”，犹如西方以拉丁文为“死文”。“缺失甚多之死文”以及“野蛮无统之古音”只能陈列于博物院，投之于垃圾桶。(55) 吴稚晖的白话为“万花筒式的白话”。从语言的角度看，五四文学的白话形态也不只有胡适的浅显流畅、鲁迅的跳脱犀利、周作人的朴素闲适、郁达夫的雅隽多情、冰心的流丽清淡、朱自清的轻快晓畅，也还有吴稚晖的万花筒式的白话。鲁迅批评吴稚晖的演说中的插科打诨，不只是没有益处，甚至还有害处。这虽然切中吴稚晖文体的枝蔓横斜之弊端，但是吴稚晖那种抓取一切词语、抓取一切养料，搅和熔铸而成的万花筒式的白话无疑是晚清五四时期白话的奇葩。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写道：清末的白话运动“乃是教育的而非文学的”。(56)他引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对白话的两个看法，第一，“现在的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古文翻白话”。第二，态度不同，五四时期的作文态度是一元的，即无论对什么人都用白话，而清末的作文态度是二元的，对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比如农民和工人，用白话；至于正经的文章或者著书，还是用古文。即“古文是为老爷用的，而白话是为听差用的。”这种观点从整体上看也许是恰当的，但是具体到吴稚晖身上，却又另当别论。因为他在《新世纪》中刊载的各类文章，既有文言文，也有白话文，甚至还有文言白话结合之文。要在一种杂志上，区分给老爷的文和给听差的文，恐怕难度很大。吴稚晖的白话文其实给五四新文学提供了另一种类型。周作人选吴稚晖的《乱谈几句》和《苦矣》两文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并指出：“吴稚晖实在是文学革命以前的人物，他在《新世纪》上发表的妙文凡读过的人是谁也不会忘记的。他的这种特别的说话法与作文法可惜至今竟无传人，真令人有广陵散之感。”(57)周作人也点出了吴稚晖“说话法与作文法”的独树一帜。 吴稚晖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多，但他的《风水先生》所呈现出的文学的准荒诞性，不妨看作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一种面相。《风水先生》中人物环境的荒村设置、风水先生与工人群像的冲突对抗，以及文言白话的夸张离奇，无不透露着这一作品的现代气息。如果把荒诞性的某一方面理解为人类生存困境的表达，那么《风水先生》中风水先生在荒村中遭遇的抵抗，无疑也是荒诞性的言说。《风水先生》的准荒诞性，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对自己是吃人者的怀疑与困惑，李金发的《弃妇》中的弃妇的内心的狂野与生命的被抛弃，鲁迅的《野草》中掘心自食而不知其味的创痛、无名战士在无物之阵的搏击等是一脉相承的，实在也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不会表达荒诞性之故，所以这少许的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 但丁曾经对俗语有个精彩的说法：“所谓俗语，就是孩提在起初解语之时，从周围的人们听惯而且熟悉的那种语言。简而言之，俗语乃是我们不凭任何规律从模仿乳母而学来的那种语言。”(58)他把“俗语”植根于语言的母体，即活生生的口语之中。“俗语”具有勃勃生机。吴稚晖正是以这种勃勃生机的“俗语”独树文坛。有人这样评价他： 稚晖先生以至大的智慧、可巧的触悟，打破了文章的程式，而以识见、趣味、文字发挥了他的生命力，这是文学界的幸运。(59) 注释： ①张文伯笔述：《稚老闲话》，中央文物供应社1952年版，第67页。 ②③夜行人：《吴稚晖的文学谈》，天津《益世报》1935年4月8日。 ④张文伯笔述：《稚老闲话》，中央文物供应社，1952年，第10页。 ⑤《无锡新闻?壮士灰心》，《无锡白话报》，原文无标点符号，只有空格，标点为笔者所加。1898年。 ⑥⑨⑩(15)吴稚晖：《乱谈几句》，《猛进》1925年第10期，1925年5月8日。 ⑦⑧吴稚晖：《作文之法》，《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罗家伦、黄季陆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中央文物供应社经售，1969年版，第63页，第63页。 (11)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期，1918年4月15日。 (12)(13)(14)苏格兰君来稿：《续废除汉文议》，《新世纪》第71号，1908年10月31日。 (16)(17)吴稚晖先生演讲、盛振声笔记：《国音问题》，《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1月28日。 (18)(19)(20)吴稚晖：《也是一个杂感》，《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二，罗家伦、黄季陆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中央文物供应社经售，1969年版，第48－49页，第49页，第49页。 (21)吴稚晖：《上下古今谈》，《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四，主编者：罗家伦、黄季陆，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经售处：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40页。 (22)丁韪良：《西学考略》，同文馆聚珍本，光绪癸未孟夏，总理衙门印行。《续四库全书》子部西学译著类，129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35－736页。 (23)(24)(25)(26)(27)吴稚晖：《旅英时游览情形》，《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罗家伦、黄季陆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中央文物供应社经售，1969年版，第171页，第172页，第172页，第161页，第166页。 (28)吴稚晖：《示儿详女芙》，《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二，罗家伦、黄季陆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中央文物供应社经售，1969年版，第1149页。 (29)昌言来稿：《坐在火车站上瞎想》，《新世纪》第63号，1908年9月5日。 (30)(31)(32)(33)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一，罗家伦、黄季陆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中央文物供应社经售，1969年版，1969年版，第1页，第5－6页，第9页，第13页。 (34)《醒狮》，高天梅等人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刊物。吴稚晖：《民国前六年日记》，《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二，罗家伦、黄季陆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中央文物供应社经售，1969年版，第937页。 (35)《夺嫡奇冤》，侦探小说，商务印书馆，1906年初版，题“译述者：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吴稚晖：《民国前六年日记》，《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二，罗家伦、黄季陆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中央文物供应社经售，1969年版，第937页。 (36)(37)(38)(39)(40)(41)(42)吴稚晖：《民国前六年日记》，《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二，罗家伦、黄季陆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中央文物供应社经售，1969年版，第939页，第942页，第967页，第967页，第972页，第975页，第986页。 (43)吴稚晖：《西洋小事闲评》甲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罗家伦、黄季陆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中央文物供应社经售，1969年版，第386－387页。 (44)燃料：《监督歟欧洲政府歟》，《新世纪》第52号，1908年6月20日。 (45)(48)(49)(50)(51)(52)观剧者来稿：《草台小剧?风水先生》，《新世纪》第88号，1909年3月13日。 (46)贝克特：《贝克特选集》第3卷，余中先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47)《劝人改良说》，《京话时报》第80号，《京话时报》第1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321页。 (53)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54)(55)燃料：《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新世纪》第57号，1908年7月25日。 (56)(57)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 (58)但丁：《论俗语》，《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59)朱肇洛：《由吴稚晖的文体说起》，《杂志》1945年第15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