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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怎么能够写出张王氏这出戏呢？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自古“医”、“道”一家，烹饪虽非道教专有，但若说道教文化将中华烹饪术在想象的层面以及实际操作上同时推向极致，也殆非虚语。一九二六年，鲁迅离开北京之前，曾激于日本学者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所引英国传教士威廉士(Williams)《中国》(Middle Kingdom)一书对中国人的饮食的非议，锐意穷收，想从唐人杨煜《膳夫经手录》中一探究竟。可惜借不到收录该书的清人顾嗣立所辑《闾邱辨囿》，只好作罢，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以《礼记》所记“八珍”、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一张御赐食单、元人和斯辉《饮膳正要》以及清人袁枚《随园食单》为依据，来核实安冈秀夫与威廉士之所言，结果只好承认，中国人在饮食上确实无所不用其极，“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27)鲁迅没有提及的还有宋人陶榖《清异录》，该书于“药品门”外，又设“馔馐门”、“薰燎门”，专记奇异肴馔，计列六十三事之多，诚哉洋洋大观。(28)《清异录》和《酉阳杂俎》同属笔记小说，所录又大率道流方术，可见道教对肴馔之用心良苦，一点不亚于道士们之讲究炼丹采药。当然道教方术关于肴馔的描写虚虚实实，颇难究诘。葛洪《抱朴子》和《神仙传》记载许多仙人“坐致行厨”的奇闻轶事，极大地鼓励了后世道教文学对豪华宴席的渲染描写。张王氏早年既充当赵炳的采补对象，又深通按摩、算命、看相(正是她的看相导致了隋迎之的精神崩溃)、交鬼、娴熟地按照道教科条为隋大虎主持神秘丧仪，诸如此类，小说实在写了不少，所以她大概也算得上资深的道姑、女官、道母之类了，宜乎其精于烹饪。小说写她主持那场决定老赵家生死命运的大宴会时不动声色，好整以暇，一直等到客人到齐了，才调动各位帮厨，指挥若定，有条不紊，顷刻间变戏法似地“料理”出令洼狸镇人和省县两级贵客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十余道山珍海味，不啻为古代道教文学“坐致行厨”故事增添了一个精彩的现代版。 迄今为止，写民间治馔之盛，当代小说还没有能够超过《古船》的，这大概也是因为作者深得道教文化之秘而又善于讽刺性地加以挥写的缘故罢？ 《古船》嘱稿于“寻根文学”未起之先，成书于“寻根文学”发动之后，但略考其所寻之“根”，实为千百年来中国朝野文化实际占主导地位的道教，此诚不啻为鲁迅五四之前在寄好友许寿裳的信中所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29)下一注脚。 必须指出，尽管《古船》汲取了道家思想，又大量触及民间道教遗风，但它本身并非一部阐明道家和道教玄理的道书，也不是历代深染道教思想的作者们刻意描绘其所见之信仰生活世界的“道教文学”。张炜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其思想与古代作者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先秦道家思想，和汉末兴起、尔后一直占据中国朝野文化主流的道教，在《古船》中有清楚区划。作者部分借用了先秦道家(包括被后世道教奉为经典的《周易》)的阴阳演化思想来结构全书，对此并无明显褒贬，却清醒地将民间道家文化末流锁定为贯穿全书的现实批判与历史反思的对象之一，无情地揭露民间道教文化末流如何与时俱进，巧妙地借助世俗政治权力，以权谋、暴力、血腥、色情和各种怪怪奇奇的神秘方技来追求“全性延命”与现世威福，制造各种愚昧、停滞、混乱、残暴和丑恶。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反省抵达数千年绵延不绝的道教文化根柢，这是《古船》最值得称道的成就之一。 全书材料堆砌太繁，头绪过于纷杂，但作者心气沉静，笔势若虹，艺术造诣反为日后在心气浮躁中完成的长篇《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刺猬歌》、《丑行与浪漫》、《我在高原》等所不及。 唯《九月寓言》(作于一九八七—一九九二)以天地阴阳为结构主轴敷衍全书，尚能赓续《古船》文脉。作者将《古船》中地质队与洼狸镇之间相斥相引的一条副线引申为《九月寓言》中“工区”与“小村”对垒的主线，展示贪婪暴戾的现代工商科技文明对安宁平和的原始村落文化的灭绝性破坏，以矿藏挖掘造成严重地质塌方导致小村彻底消失为结局，再由此出发，倒叙小村灭绝之前村民们“羲皇上人”般的生活，唱了一曲哀婉激越的地母崇拜的挽歌。但《九月寓言》也抽空了《古船》日常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繁杂厚实，仅以月夜大地上年轻人的奔跑嬉戏为作者所眷顾的正在消逝的原始道家式生活理想之象征，而以炙烤一切的太阳为作者杞忧的人类贪婪欲望之图腾，后者主导着日益逼近的现代工商科技文明，最终残酷吞噬了“小村”，败坏了大地本身。这就从《古船》沉重写实的一阴一阳的良性转化，演变为《九月寓言》诗意盎然但结局悲惨的阴阳错乱。 《九月寓言》的“代后记”、也是浓缩该书主旨的长篇散文《融入野地》(作于一九九二)可谓这一思索路向上的巅峰之作。张炜此后兴趣转变，逐渐从他供职山东省档案馆期间(一九八○—一九八四)接触的大量地方志材料，以及不知从何种渠道熟悉的原始道家和民间道教文化转向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想话语，就像《古船》里终日耽读《共产党宣言》的隋抱朴那样，日趋高明之道，但因为离开了“滨海地域”历史悠久的道家和道教文化传统，似乎终归凌空蹈虚，不复当年之气定神闲、深雄壮大矣。 在“新时期”集体反思的精神氛围中，《古船》虽云据于阴阳之道，却不同于传统的阐道翼教之作。作者以弥漫民间的道教信仰习俗与现代政治狂热的混合为批判反思对象，层层剥开近百年来欧风美雨带来的现代文明话语外壳，露出其固有的道教文化根柢。批判反思的对象之根柢愈坚固，作者思索探询的目光也愈深邃。 从《古船》出发，张炜日后创作分出两支，一则由藏垢纳污的道教文化转为原始道家生活理想(《九月寓言》、《融入野地》)，以此质疑现代工商科技文明；一则仰仗西方近代文化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俄国经典文学中的民粹主义和宗教受难思想)继续其历史反思，并试图回应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现实挑战。 前者热烈而哀婉，后者热烈而偏激。 但若论作品的艺术造诣以及将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都不及《古船》。 《古船》的巨大成就也吸引了众多作者竞相仿效。年长张炜十五岁的陕西作家陈忠实就明确承认，他在创作“垫棺作枕”(30)的唯一长篇《白鹿原》时曾以《古船》为师。(31)陈忠实动意写《白鹿原》的一九八六年正是《古船》冲击波覆盖整个文坛之时。《白鹿原》以白、鹿两大家族恩怨结构全书，颇取法于《古船》隋、赵两家之长期对垒。《白鹿原》虽以最后一代关中儒学传人朱先生和儒家文化践行者白嘉轩为主角，实际描写的却是弥漫民间的道教文化，对此笔者有专文探讨，(32)这里只想指出几点，以见出《白鹿原》借鉴《古船》之多。 赵炳连克三妻，又先后令与之交合的张王氏、隋含章受病，神医郭运说赵炳身有剧毒，“与之交媾，轻则久病，重则立死”，张王氏甚至说赵炳腹有盘蛇，因成剧毒之人，这和白嘉轩连克六妻之后白鹿村人传说白嘉轩男根上长有毒钩，皆如出一辙。《古船》详细叙写全国解放前夕华北农村土改期间民兵和还乡团拉锯战使“整个洼狸镇像一锅沸水”，《白鹿原》则描写“大革命”失败之后，从“农协”和还乡团以暴易暴开始到全国解放，白鹿原始终就像翻烙饼的“鏊子”那样备受磨难，构思造语均非常相似，甚至也都写到了将人从高杆上坠下来的一种特别的惩罚。陈忠实最初还准备仿照《古船》给他的长篇起名为《古原》。(33)这些都是《白鹿原》深受《古船》影响的地方。 从《古船》开始，长篇小说作者对家族史和地方志越来越倚重，比如紧接《古船》之后问世的贾平凹《浮躁》(《收获》一九八七年一期)也有和《古船》极为相似的将家族恩怨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的总体叙事框架，甚至内部人物关系也如出一辙。(34)由于时间很靠近，贾平凹受张炜影响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但是有一点可以说，因为《古船》和《白鹿原》的巨大成功，把家族史、地方志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的总体叙事框架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通行的模式之一，屡屡为有志于贡献史诗巨著的作者们所采纳。 赵炳的形象再往上溯，可以令人联想起湖南作家古华一九八一年发表的《芙蓉镇》里那个“运动根子”王秋赦。但王秋赦之与赵炳，“可谓小巫见大巫”。(35)勉强可以和赵炳相匹敌的大概只有河南作家李佩甫一九九九年出版的《羊的门》(又名《通天人物》)中那个手眼通天的乡镇一霸“呼天成”的形象。 浙江籍作家余华《兄弟》下部(二○○六)写李光头发家致富后大搞选美比赛，似乎脱胎于《古船》中“农民企业家”赵多多从外地聘请“女公务员”招摇过市的情节，虽然被余华加以夸张放大和荒诞化处理，但神情宛在。 即此数点，已足见《古船》影响力之深远。 《古船》的一些具体写法，对后来关注地方志和家族史的长篇小说也有影响。 首先，争夺粉丝大厂承包经营权是全书情节展开的主线，与这条主线有关的细节固然组织得比较严密，但众多人物之间的内在精神联络则比较松散，这主要因为作者以每一章或邻近两章为相对独立的单元，单元内部写得丰满充实，层次分明，而单元之间就难以融会贯通。比如，前述第十二章写赵炳“性命双修”，十四章写张王氏奉赵炳之命为省县两级调查组“料理酒席”，十六、十七章写隋氏兄弟一场大争论，十八章写民兵和还乡团以暴易暴，十九、二十章写隋见素上城创业，二十三、二十四章写“文革”中的暴力和“夺权”，都可作如是观。此外，隋不召动辄炫耀他追随“郑和大叔”的子虚乌有的航海传奇，神秘的古船和地下河道的发现，地质队丢失有害的铅筒，李技术员等一帮青年人经常讨论苏美太空竞赛，隋大虎在南疆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科学迷李知常发明变速轮，赵多多聘请风骚的“女公务员”，这些随手穿插的零碎内容，无疑使这种一章或相邻两章集中写一出重头戏的结构模式更加趋于松散。 以一章或相邻两章集中写一出重头戏，也有好处，就是可以充分利用收集到的材料，不怕局部“超载”和混乱，心无旁骛地加以描绘；缺点是许多人物不得不散落于相隔遥远的不同章节，与事俱起，又与事俱去，难以揭示其性格命运的完整性。更重要的，人物之间行动和心理的冲突(尤其隋赵两家历史悠久犬牙交错的精神对峙)无法始终居于前景，而不得不退居幕后，甚至被冲散，冲淡。隋赵两家真正称得上精神的对峙仅仅发生在赵炳和隋含章之间，抱朴见素一直不知道其中隐秘，也就一直居于这场无血的大戮之外。长篇小说内在精神结构关系让位于外在事件演进，精神冲突的紧张随之松懈，原本宽松的结构愈显散漫，这也是后来许多同类长篇小说的通病。 其次，是小说描写对“身体”的兴趣过于浓厚。赵炳壮硕肥大的身体无论矣，以赵炳为中心，全书旋转着洋溢着张王氏、隋含章、赵多多、隋抱朴、隋见素、大喜、闹闹、小茴、小葵、周燕燕、“女公务员”、隋不召、还乡团、民兵、绰号“面脸”的地主——众多人物的肉身和血气。这本来未可厚非，道教文化精髓就是对身体展开鲁迅所谓形形色色“中国的奇想”，(36)所以将身体置于叙事中心，对深悉道教文化奥秘的《古船》作者而言顺理成章。但过犹不及，尤其身体描写一旦压倒了对人物灵魂的刻画，就很容易变成就身体写身体。这一点《古船》还并不明显，但后来众多仿效者们无疑是变本加厉了。 复次，与身体有关，《古船》影响后来作者的还有另外三点，即性、身体暴力和由身体而来的污秽(或污秽加暴力)场景描写过于频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