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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文学史修撰的出路 “重写文学史”、“反思文学史”的呼吁已近30年了，但效果总是不能令人满意。有学者认为这是“官修”模式的弊病：“即使表面上类似私人撰述，其实质仍是一个官修面目——‘重写’者的最高目标，是希望它能进入高等学府。世俗的雄心过大，立言立论难免受到各种牵累。”[21]相对而言，以追求知识传授和普及的“教材型”文学史的确较难摆脱外在的“观念枷锁”，尤其是集体撰述更是“妥协”的产物，而个人撰写的“学术型”文学史虽然也难免受到观念枷锁的束缚，却更易于彰显学术个性。如林贤治以“思想自由”和“道德批判”为主线的《中国新诗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11年)和《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22]，陈思和以发掘文学史的“民间”写作传统为旨趣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往往更显学术锋芒，也更能逼近文学史真相。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如程光炜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虽然也是作为教材使用，但著作全篇贯注鲜明生动的问题意识，仍然不失为学术史著中的元气淋漓之作。做有学术的启蒙，做有启蒙的学术，这项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殷海光说过：“我们要发现心灵的牢房是一件很费力的事。而且，即令费了很大的气力发现了自己的心灵牢房，有勇气‘逃离牢房’而别建新屋的人则少之又少。在风雨飘摇之秋，中国文化分子一般地是依恋他们住惯了的心灵牢房。”[23] 黄子平在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时说过：“用材料的丰富能不能补救理论的困乏呢?如果涉及的是换剧本的问题，那么只是换演员、描布景、加音乐，恐怕都无济于事。”[24]这同样是当下“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修撰所面临的问题。我认为，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修撰迷途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检视90年来现代文学史编纂所走的弯路，真正回归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性”和“本土性”上来。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不缺乏来自西方背景下的学术方法和理论资源，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各式各样的西学理论如潮水般涌来，诸如精神分析学、英美新批评、接受美学、传播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原型批评、旧三论、新三论等，使得现代文学研究在日益摆脱政治对文学研究的直接作用和深层干预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文学研究从此落入以线性时间序列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性”陷阱而无力自拔。表现在现代文学修撰的史观认知上，就是以“现代性的文学史观”代替了先前的“阶级论史观”和“新民主主义论史观”。吴福辉以“唱针”为喻来说明文学史观问题，颇能发人深思：“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文学史，不是用‘革命’做唱针，就是拿‘现代性’做唱针。”可以作罢了，再也不用寻找新的“唱针”，而是力图写出一部“驳杂”的文学史，展示“中国自有文学以来从没有过的多元景观”[25]。展示“多元景观”，需要有面对不同的文学史书写对象时的平常心、无差别心，需要有平视中学、西学及兼收并蓄的雅量和才情。 让我们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原点，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背景下，“在国学与西学、信古与疑古、抵御西学与批判复古截然对立”的学术环境中，“很难平心静气地体会对方的合理之处。于是，兼采东学西学、超越非此即彼的言说，成为本世纪中国学者的最大愿望”[26]11。如王国维主张“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陈寅恪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钱穆主张“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章太炎说：“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27]“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这两条本来应该并行不悖的治学路径，在学术“新思潮”风尚中却屡屡遭到彼轻此重的价值判断和情绪化选择。所谓“整理国故”，往往只是以“输入之学理”来加以“整理”，如此，陈寅恪和金岳霖在为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时，批评胡适根据一种哲学主张来撰史，对古人学说缺乏“了解之同情”。而这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的通病，“故而令陈、金二位‘长叹息’的非只一人一书”[26]227。王德威著名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28]的追问，目的在于破除学术界对于五四的执迷，真正回归到文学传统之中去。陈思和主张修撰整体观意义上的中国新文学：“我们今天面临的开放，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向外国开放，不但吸取西方古典文化精髓，而且还要大量吸取西方现代文化，使现代意识成为今天人们的生活常识；另一方面向传统开放，破除封建主义对传统文化的长期禁锢与歪曲，使中国文化内核释放出真正的积极的热能，为现代意识所沟通而超越时空，弥布宇宙。它不仅对中国建设本民族的现代化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对世界未来也将是一种贡献。”[10]33 如果说五四时代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封建性因素等同起来进行批判尚不失为一种历史选择的策略，那么时过境迁近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面对中学西学时理应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尤其需要补上长期被压抑的传统文化这一课。艾略特说：“一种新艺术品之产生，同时也就是以前所有的一切艺术作品之变态的复生。”[29]传统中国文学作品、文化观念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如《红楼梦》对林语堂、贾平凹等人小说创作的影响，六道轮回观对莫言《生死疲劳》的影响，诗骚传统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都至为明显。但现代文学研究却很少顾及传统文学，即便是“整理国故”，也只是将“国故”视为“整理”的对象和材料，而没有从根本性意义上追问和借鉴传统文学思维、概念和学理的积极意义。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最先启动从区域传统文化角度对现代文学进行研究，的确独具慧眼，从多种角度开启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视角。但整体性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尚未真正向传统文化正面开放。 现代文学史修撰的出路究竟在哪里?鲁迅曾经有过“世界之思潮”与“固有之血脉”的双重文化构想：“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30]此种论述置于当下，仍然无异于晨钟暮鼓，发人深省。“世界思潮”与“固有血脉”的双构性，意味着学者面对本土传统与世界思潮时，绝不作主观的剪裁，而对史料与史观同样重视。即便是为现代学者所诟病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和历史观，在现代学者的观照下也可得到“惊人之发现”。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借鉴传统文学中的“言志”、“载道”两个概念，对中国文学史作出原创性的解说。“旧邦新命”其实不仅意味着国家命运的新生，更意味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新生与传统文学的新阐释。 近年来以文化还原研究备受瞩目的杨义先生说：“如果中国学者不把它的深层智慧充分阐发出来，并以自身的现代性跟世界现代文化接轨，那是中国学者没有尽到责任。西方学者已经把他们的古老文化，包括希伯来和希腊文化都转化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了。我们中国学者不能只是撷取西方文化的只言片语，而要深刻地领悟西方是如何把自己的文化进行逐层深入的现代化改造和发展的过程。”[31]中国学者应当有这种自信，治现代文学史的中国学者当然也有这种自信。 现代文学研究必须向传统文化史正面开放。人类文化史上的每一次复兴，都是以对先前传统的重新认识为前提的。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对希伯来文化传统和希腊文化传统的回望与发扬。与“两希文化”同时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正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黄金时代。雅斯贝斯总结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32]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在当前尤其需要有双重开放的视野，尤其要注重对于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放，这就要既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开放，更要向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开放，因为传统永远是我们“复兴”的“精神动力”。 原文参考文献： [1]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1)：1-12. [2]郭洪雷.现代文学史观的“盛世”忧思[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69-73. [3]文军.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范式及其发展趋势[J].江海学刊，2012(4)：125-131. [4]刘进才.跨学科研究的史料问题——关于寻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的思考[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2(1)：62-66. [5]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王瑶.序[M]//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2. [8]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 [9]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85(5)：3-14. [10]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1]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24. [12]张福贵.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J].文艺争鸣，2011(13)：65-70. [13]张福贵.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94-98. [14]丁帆.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它的几点补充意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3)：25-33. [15]李怡.“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7-19. [16]贾振勇.追复历史与自然原生态的“民国机制”——“民国文学史观”的一种文学史哲学论证[J].文艺争鸣，2012(3)：63-68. [17]严家炎.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5-9. [18]洪亮.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7)：28-69. [19]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73. [20]左鹏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性缺失[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1)：21-33. [21]庄周.齐人物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334. [22]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M]//自制的海图.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129-311. [23]殷海光.民主与自由[M]//殷海光文集：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172. [24]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民族意识[J].读书，1985(12)：68-76. [25]吴福辉.自序[M]//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4. [26]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7]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149. [28]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M]//想像中国的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 [29]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M].曹葆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12. [30]鲁迅.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6. [31]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