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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爆出名的李希凡和蓝翎，在其论著中更是不止一次引用鲁迅的有关论述，作为他们文章的立论出发点。如李希凡的《沉沙集——李希凡论红楼梦及中国古典小说》中，就多次引用上述数段鲁迅的论断作为自己评价《红楼梦》的理论基础。在该书的《极摹人情世态之歧》一文中，李希凡写下这样高度评价鲁迅研究的话：“鲁迅给予《红楼梦》以如此高度的评价，而且是早在二十年代，的确显示了他的小说史家的深邃、卓识的眼光。”(23) 另一位“红学”研究名家蒋和森，曾在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有关《红楼梦》的长文中两次引用鲁迅的话作为理论依据，(24)不过没有一次是鲁迅评价《红楼梦》的内容，而是鲁迅就其他话题所发表之议论。这本身颇耐人寻味，因为就蒋氏此文的题目看，他所评述的内容，本该很适合引用鲁迅有关《红楼梦》的论断。那么，这是否说明他对鲁迅的“红学”研究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而且，从蒋和森其他“红学”论文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如“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歌颂爱情，虽历千年而不少衰，发展到明清更是广及于戏曲小说。但那些作品虽然各有冲击封建社会的意义，却总是跳不出一个范围，即大都不脱‘郎才女貌’、‘夫贵妻荣’、‘五花诰封’这类爱情理想和人生追求。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才完全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格局”。(25)蒋和森这段话虽没有明指，但显而易见脱胎于鲁迅的那句“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6) 当代学者陈平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谈到清代小说时，也是引用鲁迅的“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作为对《红楼梦》的最高评价。(27)至于其他学者之引用和评价，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自然，由于鲁迅特殊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领袖地位，很多学者都会对鲁迅的《红楼梦》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也会在相关研究中引用鲁迅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所以，要正确判断鲁迅研究的价值以及对“红学”研究的影响，还是要回到学术研究本身，具体分析鲁迅的研究是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此，看看作为“新红学”代表人物的胡适、俞平伯如何评价鲁迅的有关研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尺度。(28) 胡适在1928年写的《白话文学史》“自序”里这样评价鲁迅的小说研究：“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29)1936年11月，胡适的学生苏雪林致信胡适，攻击鲁迅。胡适在12月14日的复信中却高度评价了鲁迅：“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30)不过，对于鲁迅有关《红楼梦》的观点，胡适似乎没有什么评价。 再看俞平伯，首先要注意他与鲁迅的“师友渊源”关系：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是鲁迅老师章太炎的老师，因为此段关系，俞平伯曾把自己小时与俞樾的合影照片复制品赠送给鲁迅。其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引用了俞樾有关《红楼梦》的两段评述。再就是《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时，鲁迅将俞平伯当时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主要观点列入书中并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俞平伯对于鲁迅的《红楼梦》研究以及小说史研究持怎样的态度呢？ 1923年秋，俞平伯应聘到上海大学教授中文，负责中国小说的讲授课程，为了备课，他想通过周作人向鲁迅索要一份《中国小说史》讲义。(31)当年8月5日，他写信给周作人：“下半年拟在上海大学教中国小说。此项科目材料之搜集颇觉麻烦，不知先生有何意见否？鲁迅先生所编之《中国小说史》讲义，不知能见赐一份否？”(32)俞平伯应该没有从周作人处得到此讲义，因为这时周氏兄弟已反目成仇，而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俞平伯尚不知情。后来俞平伯是通过孙伏园从鲁迅处借到《中国小说史》讲义，看后又由孙伏园归还鲁迅。当年9月2日，俞平伯返回上海前写信给周作人：“我明日拟偕绍原南下，因事冗路远，未能再走诣一次，至歉！《小说史》讲义在鲁迅先生处借得一册，觉得条理很好。原书仍交伏园奉返，请您晤他时为我致谢。”(33)这个“条理很好”虽是正面性评价，但考虑到两人之间的准师生关系，也不算是很高的评价。至于俞平伯对鲁迅《红楼梦》研究的态度，应该是属于抽象肯定而具体忽视。俞平伯在其红学专著中，基本没有提及鲁迅，没有对其“红学”研究观点进行肯定性评价。(34) 综上所述，作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胡适和俞平伯对于鲁迅的小说研究成就给予较高评价，但对于其《红楼梦》研究及有关论断并未给予特别关注，这既与鲁迅没有专门的“红学”论著及主要成就为文学创作有关，也与他们两人在“红学”研究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大概他们感到自己已站在群山之巅，所以对于其他人的研究，多少都抱着俯视的态度。 至于“鲁学”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鲁迅的学术成就评价较高，但实际上并未给予足够关注，这只要看看数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两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可以明了。唐弢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把鲁迅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所有作家中只对鲁迅用了两章篇幅进行论述。但即便如此，它们阐述的重点仍是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而对其学术研究却论述甚少，对于《中国小说史略》则更是一句带过，没有具体评价。考虑到二者的文学史属性，自然会把论述重点放在作家作品和相关时代背景的讨论，但对鲁迅的学术研究处理如此简略，不仅反映了作者所受时代背景制约的局限，也反映了现代文学研究界整体上忽略鲁迅的学术成就这一状况。从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构和发展演变的角度，鲁迅本应列入被重点考察的对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从学术思想发展史角度，审视鲁迅的《红楼梦》研究以及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现代学术视野，并分析他的相关研究对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产生的影响，是一个较为迫切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