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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释义下的章回小说 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小说也用章回体，这在西方学者那里得到了某种响应。在美国学者的著作《艺术和人文艺术导论》中，列在“文学”一章名目下有一个显眼的词条“章回叙事体”：“‘章回’这一术语描述的是最古老的文学种类之一，包括诸如荷马的《奥德赛》之类的英雄史诗。”“章回叙事体”的主要特点是整部作品由若干故事或情节单元构成，各单元之间相对独立，关联不紧密，致使整部作品显得松散，甚至前后矛盾。 用文化形态学的“同源”理论来看，西方“章回叙事体”最早的文本代表是荷马史诗，中国章回小说则由宋元“说话”发展而来。一些话本小说集，如《青琐高议》、《绿窗新话》等已开始分回标目，为后来长篇说部的定型奠定了基础。这些小说集中的故事当然都是独立成篇的。而宋元“说话”中的“讲史”所敷陈的一个个历史故事更成为后来章回小说“演义”的先河。可见，在结构方面，中西方的“章回叙事体”和章回小说具有“同源”关系。并且荷马史诗是古代吟游诗人们“口头流传的文学”，章回小说也是来源于宋元时期口头的“说话”艺术，这就更能使二者具有可比性。 在文体形式方面，两种小说也存在“同源”的相似性。荷马史诗是集体创作的成果，经后人整理修订形成文本，最早的形态已无法确定。不管是否设有标题，因为篇幅长而分卷分段，已成为当然之事。荷马史诗之后的“章回叙事体”小说也大致如此。《堂·吉诃德》通行中译本都分章设章题，如杨绛的译本。《汤姆·琼斯》中译本所设章题也十分有意思，如萧乾的译本。只有《摩尔·弗兰德斯》中译本，如梁遇春的译本，没有分章。由此，“章回叙事体”作品基本上都分章叙述，一些作品设有标题，有些标题可以成句。这些特征和中国的章回小说是可以构成“同源”比较的。 中西“章回”小说的同源与相通 考察“章回叙事体”作品的卷章标题，基本上都是概述或提示本卷章的内容，没有其他的附加功能，而章回小说回目的功能要更多一些。回目参与到了章回小说的意义构成之中，是小说的有机部件，比西方小说的卷章标题更显重要。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同一部“章回叙事体”作品的不同版本，有些有卷章标题，有些没有，但不会影响作品意义的表达。另外，回目比卷章标题更能起到修饰的作用。联句回目不仅是对称整齐的美观标题，更能显示出作者的才气，作者借此抬高身价。然而这种观念在晚清以后发生巨变，小说不必借诗文来抬高身价，回目的修饰作用变得无足轻重。于是，联句回目也就逐渐成为一种套式，和小说本体渐相脱离。回目不必作得像诗一样对仗工整，与其如张恨水在《春明外史》时期吃力不讨好地经营回目，不如把联句改成章题，既保留了回目提示内容的主要功能，又能和流行的新体小说接轨，同时写来也省事省力，可谓一举三得。可以说，由回目而章题，当中国章回小说受西洋小说影响，完成自我修整的时候，中国小说与西洋小说趋向一致。 其实，中国章回小说并非一开始就是分章标目的。最初的章回小说是分卷的，卷中再分“则”或“节”，分段标题是通俗的、偏于叙事的，和西方“章回叙事体”作品可以构成“同源”关系。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对仗工整的回目才逐渐兴盛流行起来。而至晚清，章回小说的回目已有不再用联句的；至20世纪40年代，单行标目成为普遍现象，即便一部分小说还用双句回目，但既不藻丽也不严格对仗，而是尽量通俗好懂。这样，章回小说的回目就完成了形态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生命历程，形成了一个回环。章回小说在文体形式方面不仅和西洋小说“同源”，在其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和西洋小说还取得了相通。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