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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骚体”在文体上独具创新性。尽管在思想深度和情感体验上，“拟骚体”囿于屈原的高度无法企及，但在文体上，却有自己独具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散句的大量使用和“兮”字的用法变化上。首先，从句法上说，《吊屈原赋》使用四、六言为主的杂言句法，《洞箫赋》、《北征赋》的句式则为四、六言交互使用，这与《楚辞》中单一句型循环往复、缺少节奏与变化相比，确实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创新。其次，“兮”字的用法变化是“拟骚体”文体创新的一大标志。王褒《洞箫赋》中，“兮”字变为三句为一个单元，即“兮”字用于第三句的末尾，和屈原的《离骚》用于上句末或下句末或句中的格式完全不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彻底舍弃了“兮”字，使用“而”、“之”等虚词代替。“拟骚体”的句子、句型也逐步趋向整齐与规范，不再用单句与散句，而是两两相对。再次，“拟骚体”注重在抒情中穿插更多的景物描写，即铺叙描写的成分增多，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创新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拟骚体”对于汉大赋的兴盛和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后，“拟骚体”之作如《七谏》、《九叹》、《九思》、《九怀》等，用同一句型贯穿全篇，确立了“九体”的主要文体特征，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拟骚体”体现了读者与作者合一、创作与批评同步的文体价值。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进行审视，《离骚》作为文学存在的方式，包含创作、文本、读者接受三个环节。与一般意义上的读者或作者不同，“拟骚体”的创作者/拟仿者通常兼有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往往既是《离骚》文本的阅读者，同时又是《离骚》派生文本的创作者。“拟骚体”的创作过程是一个从“阅读者”到“创作者”的动态转变历程。这种读者与作者合一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在拟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从阅读文本到审美评价，再到创作新文本的过程，其关键之处在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评价了屈原的生平与创作，既抒发了个人的情感体验，又表达了个人的价值评判，使拟仿之作具有批评的意味。因此我们说，“拟骚体”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创作与拟仿同步、读者与作者合一、创作与批评同步的文学活动过程。 “拟骚体”是汉代作家学习写作楚辞的一个产物。他们即事仿作，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见解，是文学技巧上必要的学习、锻炼过程。这些拟作力图发现前人创作中留下的空白，去填补、超越，有意识地打破传统句法，自铸伟辞。“拟骚体”在两汉文学中独具特色，这源于其对屈作的深刻认识及其在拟仿基础上的创新与开拓。他们绝不是简单的“为拟仿而拟仿”，而是在拟仿中创造了新的艺术范式，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用今人的眼光来看，两汉拟骚作品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在事实上深化了汉代的楚辞接受，对后世的屈原接受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拟骚之作是两汉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这既有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又与文学自身的演进规律相关。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拟骚体”对《离骚》拟仿，只有从创作与接受、作者与读者、拟仿与创新等多重视角予以多维考察，才有可能对这种文学现象作出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