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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模糊却不可替代的代际差异 无论是在郁秀身上还是在王蕤身上，我们都体会到了新生代移民的若干新变。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之文学，何况现在的代际转换如此之快，我们关注和强调这种代际特征，也就是关注和强调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新动向。有些可惜的是，郁秀和王蕤所受到的关注显然与自身所代表的意义不相匹配。在2008年出版的《一代飞鸿——北美大陆新移民华文作家短篇小说及述评》的文集里，没有出现她们年轻的身影，如果郁秀因为长篇创作的缘故无法纳入短篇小说集的范围之内，那么王蕤呢，这个曾有严歌苓和于青作序的作家，就这样被大家集体“忘却”了。此外，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我们也鲜见文学研究者们对她们的关注。这不禁让我们联想了当代文坛中“晚生代”的集体突围现象，这或许会成为我们下一个寻找的主题。 其实，我们在这里特意突出所谓的“代际特征”，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聚焦手段，目的是把当下被忽视的郁秀和王蕤，推向前台，推进华文文学的研究视野之中。但是如果从整个新世纪以来的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发展态势来看，郁秀和王蕤的这种“代际特征”并不特别突兀。虽然我们认同“任何一个个体生命，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都是属于历史中的生命存在，“会不可避免地烙下不同时代的文化印记，带有不同历史境遇中的精神征兆”(22)。比如，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11”事件，所带来强烈震撼和深刻反思，可以出现在之后的《纽约情人》(施雨)、《遭遇9.11》(严力)等作品中，却永远不会在它之前的作品中。同样，上述我们曾经分析过的查建英与郁秀、王蕤在各自的小说世界中，所表现出的追寻视野的方向和范围的差异，也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和时代特色，展现出了这种代际差异。但是，当我们把郁秀和王蕤所体现的那种“新质”拿过来，和张翎、严歌苓等作家在新世纪的创作相比较的时候，便发现他们也拥有类似的“新质”。比如在郁秀和王蕤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世界式的深邃的追寻视野，在张翎和严歌苓等人那里，我们也同样能够感受到，甚至由于二人成熟的创作经验，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深刻反思后的震撼会更强烈，更久远。张翎《金山》中的印第安姑娘桑丹丝，严歌苓《寄居者》中的犹太人杰克布和彼得、《小姨多鹤》中的日本人多鹤，作家们分别对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特有的民族精魂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深刻的剖析。 尤其是严歌苓，更是将族群杂居的背景，从久远的北美大陆转移到亲近的母国土地上来，展现异族者在我们熟悉的环境中的种种挣扎，让族群杂处的微妙感受成为我们经验中的一部分，来印证与反思“我们”在寄居地上所表现的种种悲欢与困顿。这种“陌生化”的探索方式，所带来的效果，无疑是振聋发聩的。隐姓埋名，担惊受怕的多鹤，虽然也像每一个中国人那样经历过种种历史磨难，见证过中华民族每一个足迹的艰辛跋涉，但是在与二孩、小环一点点地由陌生仇视到相知相亲的几十年的生活中，却始终没有消泯掉自己身上的“大和”精魂。那同整个生活、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干净光滑的水泥地，那时时刻刻难以忘怀的温顺的鞠躬，还有那处处提防却又时刻见缝插针的叽里咕噜的日语，都预示着在滴水不漏的中国性的包围中，处处保存着并流露着自己独特的族裔特征。当回国的机会终于来到的那一刻，多鹤的毅然离去，虽然有遗憾，有痛楚，但对于一个海外漂泊的游子而言，不能回归母国的怀抱，便是最大的痛苦。严歌苓等海外华文作家对汉语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其初衷恐怕也正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严歌苓怀揣着世界视野，“细心把握中日两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微妙异同并公正客观地加以比较和阐发，表达了彼此引以为鉴、提携进化的美好意向”(23)。这种探寻的意向在《寄居者》中，通过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有关苦难与寄居的比较和阐发，也有着清新的表达。正是对这种“美好意向”的追寻与探索，造就出了张翎、严歌苓等作家们在新世纪中所展现出的“新质”。但这种“新质”并不能完全掩盖住，张翎和严歌苓等人与郁秀以及王蕤之间的代际差异，最明显的一个例证便是，张翎和严歌苓对历史叙事的痴迷，对“文革”痛楚的回顾和反思，这些在郁秀和王蕤那里却几乎从没有表现过。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十年来的北美新移民文学中，这种代际差异大体上还是存在的，尽管其表现有些驳杂和隐晦。通过对这种代际差异的追寻与比较，有可能突显出郁秀和王蕤这些新生代移民作家所特有的气质，尤其是展现出她们对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独特的存在意义。 注释： ①查建英：《留美故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②④⑤⑦郁秀：《太阳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第31页；第33页；第34页。 ③⑧⑨⑩郁秀：《美国旅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34页；第57页；第207页；第283页。 ⑥此处差异不是“显然意味着与‘白人标准’之间的不同；白人的标准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参照点”，而是“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角度让我们得以避开政治分析——两种行为准则与对方‘互不’相同，缺乏相互理解和相互接受是由行为准则的冲突所造成的，而二者任何一边都不占绝对优势”，见[美]黄秀玲著，詹乔等译：《从必需到奢侈——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11)(12)(13)(14)(15)(16)(17)(18)(19)(20)(21)王蕤：《哈佛情人》，山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第5页；第15页；第18页；第5页；第16页；第22页；第23页；第1页；第47页；第55页。 (22)洪治纲：《中国六十年代作家群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3)赵修广：《历史洪流边缘的异类人生———论严歌苓的长篇新作〈小姨多鹤〉兼及其它》，《作家杂志》2009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