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王蕤：建构多重视界的追寻与自审 与郁秀作品中的青春明快色彩不同，王蕤的小说世界仿若是“后青春期的诗歌”，大都通过一些简单的情节、短小却精致的形式，展现出对人性、文化等问题的深刻反思与遒劲批判，流露出对“人”繁杂而又持久的关注。这一特点或许与王蕤的经历有关。在美国多年，王蕤的身份元素既在不断改变也在不断增加，她尝试各种各样的工作，当过报纸记者、做过政府翻译、干过专栏作家，也客串过时事评论员。这些不同的工作带给她观察美国社会的不同视角以及审视自身的不同参照系统，进而使她的创作具备了多重视界。 1.跨越中西的追寻 郁秀笔下的宋歌，一个在中国生活十二年，在美国生活十二年的中国女孩(这也许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两种经验、两种文化的产物。她到底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不仅是作者的探寻，也是移民文化的探寻。这种寻找的主题在王蕤的作品中有了更强烈的体现。关于寻找，我们当然想到了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未果的尴尬处境。不仅如此，我们还在查建英和郁秀之间看到了关于此类主题的相似性：两篇小说都涉及到了詹姆斯的《丛林下的猛兽》，虽然郁秀只是涉及到了它的主题，还有那句“寻找是寻找不到的，即使寻找到了也不是你想要的”的箴言。我们无意强调查建英对郁秀的影响，我们看到的是寻找在移民文化中的延续。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是可变的，我们不禁假想，在不断地寻找中，宋歌式的移民们能否发现到“新质”的东西，来适应自己新的文化身份。这在查建英和郁秀那里似乎都没有明确的揭示。查建英式寻找的方向，偏向于西方，《丛林下的冰河》中小D的死以及“我”失望的西部之旅，都预示着东方式理想寻找的失败和终止。而郁秀式的寻找轨迹显然更多地偏向于东方，宋歌在父亲死后再次回归，以及母亲痛定思痛式的反思“我希望我当年能做出相反的决定”⑩，都预示着向东方的再次寻找。有趣的是，同样是寻找，王蕤的作品却提供了不同的结局。 在王蕤的《哈佛情人》中，主人公小叶是一个成功的美国人，“小叶的同事和学校都很器重他。他刚到学校不久，就成为了学校明星，获得了最高荣誉——杰出成就奖”，并且还是一个“英俊、正派，充满活力的年轻单身教授”(11)，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显然这“牵动了你的中国和你狂野的乡愁”(12)，我们的主人公也就理所当然的受到了魔一般的诱惑。但这一切只是一种表象，潜伏在现象背后的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病态和自私，小叶说，“这个世界让我感兴趣的是病态、变态。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还有疯狂，人类的Insanity和Madness，尤其是中国人的”(13)，“他余生的目的就是要学会做一个自私的人”(14)，于是，“小叶，是细菌，无法察觉的细菌”(15)，毒害着“天真”的主人公。这份天真表现在对远方故乡的思念和依恋，“你是一个迷失异乡的族人，突然间听到了乡音，你不会想到危险或者自我保护，你有的，只是甜蜜地向它传来的方向奔去”(16)，可是小叶的表象欺骗了你，包括对中国文化的表象，尽管他曾高歌“我爱中国的义气。/我爱中国人把气节看得高于生命。/我爱士可杀不可辱。/我爱这个浪漫而骄傲的民族。”但骨子里真正钟爱的是“吞金”、“自残”等文化意象所象征的中国文化中最病态的那一部分。于是，最后毫无防备的、被表象欺骗的主人公，飞蛾扑火般陷入了病态的泥淖中，不能自拔，众叛亲离，“和小叶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你的朋友接二连三地离你远去，都是你最好的朋友，包括我在内”，所有的只剩下孤独、疯狂和绝望，也许什么都没有，“反正有很多年，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些什么。这是故事的空白，也许正是故事的中心，你彻底埋葬的那部分”(17)。面对着这样极度的空虚和茫然，“你说你去寻找答案”(18)，这种寻找的方向显然不是病态的西方，也没有像查建英那样重新回到同样存在着病态的东方，王蕤的视野开始有了超越。这种超越建立在对两种文化和两种经验的反思之上，已不再纠缠于东西方的差异，而是直指具有共通性的人类灵魂。这种追寻，便被赋予了一层人类普适性的意义。 2.多重视界的审视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哈佛情人》的叙述动机。面对着主人公“你”对往事的回避，“我”作为这段往事唯一的旁观者和见证人，显然不愿意像“你”一样选择沉默，“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朋友，每当我回忆起你所拒绝想起的这个故事时，都会无端掉泪，不知为你，还是为他，抑或是为那逝去的青春年少时的轰轰烈烈、疯狂与绝望”(19)，“我”要寻找泪水的原因，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为你、也为他、更为我们逝去的青春。 “你”，是一个盲目的寻找者，离别了自己的母国文化，在遥远的思念中，在强大的西方文化殖民语境中，渴望结束孤立的文化困境，渴望认同与沟通，一旦发现乡音，似乎发现了救命稻草，毫无防备地奔向乡音传来的方向。这里显然是对“盲目寻找”的反思，警告着那些“崇洋”者，小心提防“自由神耸立”的美国表象下潜伏的病态和糟粕。 “他”，即小叶，一个地道的，百分之百犹太血统的犹太人，一个不断地在苦难中磨练的民族基因。在郁秀《美国旅店》中的犹太爸爸身上体现的是一个伟大的犹太灵魂，而在小叶身上体现的却是那样的负面，“我的基因里渗透着危机与不安全感。我很艰难去相信别人，向别人暴露我自己”。从这个角度而言，小叶有一定的代表性。犹太人一直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中国人对这一个不断迁徙，不断经历苦难并最终涅槃的民族是一向尊重和敬佩的。这一点我们在严歌苓的《寄居者》，郁秀的《美国旅店》等作品中都可见到，在整个北美新移民文学中，像这样写一个负面的犹太人例子很罕见，尽管表现这种负面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反思。再优秀的民族基因也抵挡不住病态社会的浸淫，民族基因的优秀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成功的表象，但拯救不了在灵魂深处隐藏的丑陋的人性，这就是小叶的象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小叶也是一个寻找者，却迷失在东西方的病态中，也迷失在非洲式的原始与野蛮中，谁来拯救他?故事的结尾，小叶成为了梦寐以求的知名学者，却仍然是孑然一人。这结尾处的孤独似乎暗示着小叶的寻找失败。但在昏天暗地之中，仍然透露着一缕晨光，因为主人公“你”的寻找，似乎取得了成功，成为了一个“快乐富足得令人忌妒的你”。 一个寻找失败，一个寻找成功，一个是表面成功的男性，一个是内心成功的女性，一个是异族，一个是本族，到底意味着什么?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发现”。我们在前面也说过移民文学是一种寻找的文学，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有得有失的发现和寻找过程。但对我们而言，这种寻找和发现的过程只是一种启发和引导，我们最终关注的仍然是反思。反思造成这种发现和寻找所带来的意味的源泉，那遥远的广袤的非洲。非洲，作为相对于母国和居住国而言的第三方文化，对于新移民文学而言，是一种新视野，它超越了两种经验和两种文化的范畴。 在王蕤的《哈佛情人》中，非洲是一种力量，象征着拯救和重生，而在《纽约旧事》中，则象征着一条鞭挞中国文化的鞭子。如果说，在《哈佛情人》中，小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是诱惑者和欺骗者，主人公“你”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受害者的话，那么在《纽约旧事》中，丽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是诱惑者和欺骗者，而法玛尔所代表的非洲文化则是受害者。同样，如果说《哈佛情人》是对西方病态文化的反思、控诉和警示，那么《纽约旧事》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鞭挞和警醒。《纽约旧事》就是要告诉我们，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所隐藏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挥之不去的民族劣根性，同时在与《哈佛情人》精心营造的相对中反衬出我们自身的处境与困境。“面对非洲人的本真和不设防，她却无法丢掉她的顾虑，那种中国人的，知识分子的顾虑，她为此感到羞耻。”但她仍然无法跨越这种顾虑，仍然要找一个中国男子结婚。这种顾虑表面上是出于种族文化，但实际上是一种种族歧视。中国人可以和日裔、韩裔、白人结婚，唯独不可以和黑人结婚。詹妮弗，那个和黑人通婚而不敢露面的表姐，就是一个被人耻笑的对象。但是那个被白人抛弃，带一个混血儿子到处招摇的希拉莉表姐却得到了众人的羡慕和嫉妒。这也就表明了不和黑人通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作为幌子的种族不同，而是实质上的经济力量。故事的最后，一个开着宝马牌摩托车的黑人载着一个穿着时髦的十六七岁的中国女孩揭穿了一切精心设计的面具，“老黑，老黑怎么地了?老黑，也架不住有款爷呀”(20)。中国人就这样在金钱面前一层一层脱光了自己虚伪的外衣。王蕤的反思力度是深刻而猛烈的，不仅仅是种族歧视的问题，还有移民的根源以及族裔文化的凝聚等问题。而在《相聚欧罗巴》中，这种反思的张力更为强劲。王蕤在小说中坦言，“有些东西，你们摔不掉的，跟东西方无关”，(21)其视野已站在了人类的顶端，所直视的是人类的普遍性。同样有寻求，对精神寄托的寻求，只不过不在区分东和西，无论是西方的西蒙和东方的亚妮，还是处于之间的J，都在追寻，足迹遍布一切人类的心迹。 从《哈佛情人》到《纽约旧事》，再到《相聚欧罗巴》，从西方、东方到第三方，再到整个人类，王蕤的视野一环扣一环的广阔，思考也愈加高远。王蕤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深刻，也感受到了新移民文学的一种新境界，这能否算是以一种“新质”，我们仍在期待中。 (责任编辑：admin) |